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六
英宗皇帝
教养宗室
治平元年六月己亥，增置宗室学官。诏曰：『以宗枝甚众，而诱道之方未至，故命近臣举有学行之士为之教授。《传》不云乎：「少成若天性，习贯如自然。」盖子弟之学，非尊属勉励则莫知劝。若不率教，其令尊属司以名白大宗正司：教授不职，大宗正司察举以闻。』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余人，其奉朝请者四百余人，而教学之官六员而已。始命增置，凡皇族年三十以上者百三十人，置讲书四员。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，增置教授五员。年十四以下者，别置小学教授十二员，并旧六员为二十七员[1]，以分教之。上谓韩琦等曰：『凡事之行患于渐[2]，久而怠废。况为学之道，尤戒中正。诸宗室之幼者，仍须本位尊长常加率励，庶不懈惰。可召舍人谕此意，作诏戒勉之。』故有是诏。
《两朝正史·从质传》云：从质字子野，少笃行，为人修洁。尝割股疗其兄，从谨疾已而自被疾，废朝请。行己俭薄，岁时得禄赐，博致珍异物，献御厨以万计。帝异之，遣使问所欲。对使者曰：『臣蒙国厚恩，不幸婴疾，今无以将诚意，故为此耳，非有所觊也。』帝复遣使固问之，乃曰：『陛下过疑臣有所觊，必不得已，愿为臣诸位择儒官教导子弟，使不隳忠孝足矣。』帝嗟异之，为增教授员。终左屯卫大将军、信州团练使[3]，薨[4]。宗室无少长，哭之尽哀。赠定州观察使、博陵侯。按：从质，德昭孙、惟忠子，卒于皇祐四年八月甲午。《实录》有传，但载官爵迁改，并不及他事。不知正史何从得之?割股已见天圣五年十二月庚寅，独请增教授员及从质建议，今因治平元年增置宗室学官附《从质传》，当考。
丙午[5]，上既命增置宗室学官，以谓宗室数倍于前，而宗正司事亦滋多，丁未，复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员，以左龙武卫大将军、宁州防御使宗惠为怀州团练使，领其职。且降诏申警之。宗惠，允升子也[6]。上在藩邸，凡宗室人材能否，皆详知之。颇贤宗惠，故擢用焉。谢日，告以选任之意，宗惠乃即所居筑室曰『闻义』，日与学士大夫讲肄其间，以身倡率宗属[7]。两召对延和殿，许条奏朝政，由御药院进入。旧制，大宗正司正领宗室事，宗室女中[8]、人主之内外仆使隶管勾所，宗惠请悉罢之，总于宗正，人以为便。初，宗室坐序爵仍自为宾主，讲官位主席之东隅。于是睦亲宅都讲吴申不肯坐，且曰：『宗室当以亲族尊卑为序，与讲官分宾主。』至再移书大宗正，不能决，因内朝出申二书，上是之。宗室正讲席自申始。申，建安人也。作睦亲、广亲北宅于芳林园。初，睦亲宅密州观察使宗旦等五位、广亲宅原州团练使克戒等二位言子孙众多，而所居狭隘。遂命度故上清官地为七位，以宗旦等五位为睦亲衷宅，克戒等二位为广亲东宅。有司方营造，而天章阁待制王猎建言：取睦亲四旁官私屋以广西宅。既遣产部副使张焘等按视，而上以搔动居人颇多，不许。然上清所修七位无复余地，而皇族蕃衍恐后有当迁者，命择地。焘言：『芳林园中居宗室已多，其地有余，可不起民而足。』遂作宅于此园，徙宗旦等七位，而其后有求徙者，又广宅而徙焉。克戒，德雍孙也。
三年四月壬子，右武卫大将军、果州刺史叔褒领文州团练使。初制宗室十五以上通经者，大宗正以闻，命官试论及大义，中者度高下赐出身，或迁官。至是，叔褒试所学中，故有是命。叔褒，德恭曾孙也。
疑蔡襄
治平二年二月辛丑，三司使、给事中蔡襄为端明殿学士、礼部侍郎、知杭州。初，上自濮邸立为皇子，中外无间言。既即位，以服药故，皇太后垂帘听政。尝为中书言：『仁宗既立皇子，因追思鄂王等，悲伤涕泣。宦官宫妾争相荧惑，而近臣中亦有异议可怪者，乃一二知名人也。近臣文字只在先帝卧榻上，近已于烧钱炉内焚之矣。』中书不敢问其姓名，但唯唯而退。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蔡襄尝有异议，莫知虚实。上疾既愈，数问襄何如人。一日，因其请朝假，变色谓中书曰：『三司掌天下钱谷，事务繁多，而襄十日之中，在假者四五，何不别用人?』韩琦等共奏：『三司事无缺失，罢之无名。今更求一人材识名望过襄者，亦未有。』欧阳修又奏：『襄母年八十余，多病，襄但请朝假不趋起居尔，日高后即入省，亦不废事。』然每奏事语及三司，上未尝不变色。及谅祚攻却泾原，上遂督中书以边事将兴，军须未备，三司当早选人。琦等初尚求解，上意不回，因奏：『待襄陈乞，可以除移。』初，传者多端，或云上人宫后亲见奏牍。至是，因襄请罢，琦遂质于上。上曰：『内中不见文字，然在庆宁即已闻之。』琦曰：『事出霭昧。若虚实未明，乞更审察。苟令襄以飞语获罪，则今后小人可以倾陷，善人难立矣。』曾公亮曰：『京师后来喜造谤议，一人造虚，众人传之，便以为实。前世以疑似之言陷害忠良者，非特臣下被祸，兼与国家为患。』修曰：『陛下以为此事固有果无?』上曰：『虽不见其文字，亦安能保其必无?』修曰：『疑似之谤，不惟无迹可寻，就令迹状分明，犹须更辨真伪。先朝夏竦欲害富弼，令其婢学石介字体，久之学成，仍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。赖仁宗圣明，弼得保全。臣至和初免丧至阙下，小人有嫉忌臣者，伪撰臣乞沙汰内官奏藁传布中外，内臣无不切齿。判铨才六日，为杨永德所谗，以差船事罢知同州，亦赖仁宗保全，寻知其无罪，遂却留住至今。以此而言，就令有文字，犹须更辨真伪，况无迹状?陛下幸不致疑。』琦及公亮又各进说，上曰：『造谤固不及它人。』遂命襄出守。龙图阁直学士、工部侍郎吕公弼权三司使。公弼奏事毕，上曰：『卿继蔡襄为使，襄诉讼不以时决，颇多留事。卿何以处之?』公弼知帝未悦襄，对曰：『襄勤于事，未尝有慢失，恐言者妄尔。』帝以公弼为长者。
刺陕西义勇
治平元年十一月乙亥，命屯田郎中徐亿、职方员外郎李师锡、屯田员外郎钱公纪刺陕西诸州军百姓为义勇。初，宰相韩琦奏：『三代、汉、唐以来，皆籍民为兵，故其数虽多，而赡养至薄。所以维制万寓而威服四裔，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。唐置府兵，最为近古。天宝已后，废不能复，因循至于五代，广募长征之兵，故困天下而不能给。今之义勇，河北几十五万，河东几八万，勇悍纯实，生于天性。而有物力资产、父母妻子之所系，若稍加简练，亦唐之府兵也。陕西当西事之初，亦尝三丁选一丁为弓手。其后刺为保捷正军。及夏国纳欵，朝廷拣放，于今所存者无几。河东、河北、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，事当一体。今若于陕西诸州亦点义勇，止刺手背，则又知不复刺面，可无惊骇。或令永兴、河中、凤翔三府先刺，观听既安，然后刺及诸郡，一时不无小扰，而终成长利。』诏从之。枢密副使胡宿请且刺缘边州军。上曰：『不若即了之。韩琦意亦欲如此。』乃命亿等往，除商、虢二州不籍，余悉籍义勇，凡主户家三丁选一，六丁选二，九丁选三。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，止刺手背。以五百人为指挥使，并副二人、正都头三人、十将、虞候、承局、押官各五人，岁以十月番上阅教，一月而罢。又诏秦州成纪等六县有买保毅甲承名额者[9]，三丁刺一，六丁刺二，九丁刺三，悉以为义勇，人赐钱一千，总得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。其后复诏秦、陇、仪、渭、泾、原、邻、宁、环、庆、鄜、延十二州义勇遇召集防守日，给米二升，月给酱菜钱三百。
《实录》云：刺义勇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，《会要》与《实录》数同，今从本志。十二月别给米及钱，《会要》及三年八月十五事，本志以为是岁。今从本志，并附见于此。
于是知谏院司马光奏曰：『伏见康定、庆历之际，赵元昊叛乱，王师屡败，乏少正军，遂籍陕西之民，三丁之内选一丁，以为乡弓手。寻又刺充保捷指挥，于沿边戍守。闾里愁怨，不可胜言。耕桑之民，不习战斗，官中既费衣粮，私家又须供送，骨肉流离，田园荡尽。陕西之民，至今二十余年终不复旧者，皆以此也。是时河北、河东边事稍缓，朝廷但藉其民以充义勇，不刺为正军。今议者但怪陕西独无义勇，不知陕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。西事以来。惟陕西困于科调，比于景祐以前，民力减耗三分之二。加以近岁屡遭凶歉，今秋方获小稔，且望息肩，又值边鄙有警，众心已摇。若更闻此诏上，必大致惊扰。况即目陕西正军甚多，不至缺乏，何为据作此有害无益之事，以循覆车之辙?』又奏曰：『昔康定、庆历之间籍陕西之民为乡弓手，始者明出敕榜云：使之守护乡里，必不刺充正军、屯戍边境。榜犹未收，而朝廷尽刺充保捷指挥，令于边地屯戍。当是时，臣丁忧在陕，备见其事。民皆生长太平，不识兵革，一旦调发为兵，自陕以西，闾阎之间，如人人有丧，户户被掠，往往逃避于外。宫中絷其父母妻子，急如追捕，鬻卖田园，以充购赏。暨刺面之后，教头利其家富，百端诛剥，衣粮不足以自赡，须至取于私家。或屯戍在边，更须千里供送，父母财产，日销月铄，以至于尽。况其平生所习者，惟桑麻耒耜，至于甲冑弩槊，虽日加教阅，不免生疏，临敌之际，不便即思退走。不惟自丧其身，兼更拽动大阵。自后宫中知其无用，遂大加沙汰，给以公据，放令逐便。而游惰已久，不复肯服稼穑之劳，兼田产已空，无所复归，皆流落冻馁，不知所在。长老至今言之，犹长叹出涕。其为失业，较然可知。今朝廷虽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，农隙之时委州县召集教阅，止在乡里，不令戍边，而民间惩往年之事，必大兴讹言，互相惊扰。朝廷号令失信前后已多，虽州县之吏遍至民家，面加晓谕，亦终不肯信，逃亡避匿，刑狱必繁，足以动摇群心，感伤和气。若使分毫有益于国，亦无所顾，此有害无益，显然明白。伏望陛下轸念生民，早赐寝罢。』又奏曰：『康定间拣差乡弓手时，元不曾刺手。后至庆历中，刺充保捷，富有之家，犹得多用钱财，雇召壮健之人充替。今一切皆刺其手，则是十余万无罪之人永充军籍，不得复为平民。其为害民，尤甚于康定之时也！』又奏曰：『臣比日以来熟思其事，诚于民有世世之害，于国无分毫之利。何谓于民有世世之害?臣窃见河北、陕西、河东自景祐以前，本无义勇，凡州县诸般色役，并是上等物力人户支当，其乡村下等人户除二税之外，更无大段差徭，自非大饥之岁，则温衣饱食，父子兄弟，熙熙相乐。自宝元、庆历之间，将陕西一路弓手尽刺充保捷正军，自此骚然愁苦矣。其河北、河东民比于陕西路，虽免离家去乡戍边死敌之患，然一刺手背之后，或遇水旱凶荒，欲分房逐熟，或典卖尽田产，欲浮游作客，皆虑官中非时点集，不敢东西。又差点之际，州县之吏，宁无乞觅?教阅之时，军员教头宁无敛掠?是以常时色役之外，添此一种科徭云云。且今日既籍之后，州县之义勇皆有常数，每有逃亡病死，州县必随而补之。然义勇之身既羁縻以至老死，而子孙若有壮丁，又不免刺为义勇，是使陕西之民，子子孙孙，常有三分之一为兵也。故臣曰于民有世世之害也。何谓于国无分毫之利?难者曰：「古之兵皆出民间，岂民兵可用于古而不可用于今乎?」臣对曰：三代之时，用井田之法，以出士卒车马。居则为比、闾、旅、党、州、乡，行则为伍、两、卒、旅、师、军。为之长者，皆乡士大夫也。唐初府兵各有营，府有将军、郎将、折冲、果毅以相统摄，是以令下之日，数万之众可以立具，无敢逃亡避匿者，以其纪纲素备故也。今乡兵则不然，虽有军员节级之名，皆其乡党族姻，平居相与拍肩把袂、饮博斗殴之人，非如正军，有阶级上下之严也。若安宁无事之时，州县集教阅，则亦有行阵旗鼓、开弓彍弩、坐作斗噪，真如可以战敌者。设若闻敌寇大入，边兵已败，边城不守，则莫不迎望风声，奔波进散。其军员节级将鸟伏鼠窜，自救之不暇，岂有一人能为县官率士卒以待寇乎?臣故曰：于国无分毫之利也。』又奏曰：『今建议以义勇为便者，必曰：「即河北、河东不用衣粮，而得胜兵数十万，皆教阅精熟，可以战敌。又兵出民间，合于古制。」臣请言其不然：彼数十万者，虚数也；教阅精熟者，外貌也；兵出民间者，名与古同而实异也。古者兵出民间，耕桑之所得，皆以衣食其家，故处则富足，出则精锐。今既赋敛农民之粟帛以瞻正军，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，是一家独任二家之事也。如此，民之财力安得不屈?以臣愚见，河北、河东已刺之民犹当放遣，况陕西未刺之民乎?陛下欲知利害之实，何不试召谏议者而问之?河北、河东自制义勇以来，敌寇凡几次深入腹内州军，用义勇拒战而敌寇败退。今既有义勇之后，三路之正军皆可废罢，此乃万世之长策也。愿陛下行之勿疑。若自置义勇以来未尝经阵敌使用，今来虽有义勇正军，亦未可废罢，则何忍以十余万无罪之赤子，尽刺以为无用之兵乎?』又奏曰：『臣昨上殿乞罢刺义勇，陛下宣谕、以为命令已行。臣退而思之，不胜郁悒，终夕不寐，深病陛下此言之失。自古明圣之君，闻一善言，立为之变更号令者多矣，不可悉数。惟近岁大臣自知思虑不熟，号令已失，无以抑台谏之言，则云命令已行，难以改更，此乃遂非拒谏之辞。陛下新临大政，当求善无厌，从谏如流之时，而亦有此言，天下将何望焉?且唐室以前，谏议大夫、拾遗、补阙，皆中书门下省属官，日与中书令、侍中侍于天子之侧，议论大政。苟事有阙失，皆得随时规正。今国家凡有大政，惟两府大臣数人相与议论，深严秘密，外廷之人，无一人知者。及诏敕已下，然后台谏官始得与知。或事有未当，须至论列，又云命令已行，是难以更改，则是国家凡有失政，皆不可复救也。如此，岂惟愚臣一人无用于时?谏争之官，皆可废也！以臣所见，但当论其事之得失，言之是非，不当云命令已行，不可改也。』终弗听。光凡六奏，及申中书自劾求去，亦终弗许。尝至中书，与韩琦辨。琦谓光曰：『兵贵先声后实。今谅祚方桀傲，使闻陕西骤益二十万兵，岂不震慑?』光曰：『兵之用先声，谓无其实也，独可以欺之于一日之间尔。小缓则敌知其情，不可复用矣。今吾虽益二十万兵，然实不可用，过十日西人知其详，宁复惧乎?』琦不能答，复曰：『君但见庆历间陕西乡兵初刺手背，后皆刺面充正军，忧今复然耳。今已降敕榜，与民约，永不充军戍边矣。』光曰：『虽光亦未免疑也。』琦曰：『吾在此，君无忧此语之不信。』光曰：『光终不敢奉信。非独不敢，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尔！』琦怒目：『君何相轻甚耶?』光曰：『相公长在此可也，万一均逸偃藩，他人在此，因相公见成之兵遣使运粮戍边，反掌间耳！』琦默然，竟不为止。其后十年，义勇运粮、戍边以为常矣。
熙宁元年五月丙申，枢密使吕公弼请以河北义勇每指挥拣少壮人材武艺取百人，手刺『上等』二字，量免户下支移折变，别团会教阅，依日限，于放散并给口食。即及百人而又有出伦者，听注籍，候有阙收补。从之。戊戌，诏诸路籍义勇有胆力者别为一等，以备非时捕盗，候有功，当议量材优与名目。并立呈试武艺法三等，许诸色人自陈。中下等，许义勇陈乞（余见神宗朝）。
去冗官
治平三年九月[10]。初，帝欲去冗官之弊，献言者皆谓三岁一磨勘，其进甚亟，稍迁以至高位，故获荫者众。诏悉付两制详定最切，刊去姓名。其言曰：『伏见审官院京朝官以上磨勘转官者，举一岁中，约有千数。其因职任升擢者尚不与焉。《国朝会要》：真宗用谏官孙何等疏，遂罢郊祀序进之制。即令有司考其殿最，临轩引对，亲加升黜，又令审官院考校京朝官经任五年以上、磨勘无赃私罪，即以名闻，当议迁秩。又令在京臣僚已经三年磨勘、改转后依旧勾当，直候得替后更及三年，再令磨勘。当时条制虽前后不同，然大抵不限定三年，亦不以在任得替一例磨勘。今自寺监立簿以上，率三岁迁外任者，不俟替归，在京者亦无候替别限年磨勘之制，至有待阙于家，动逾岁时，居无职事，禄廪不绝。苟及三年，则又磨勘。臣谓考课之弊，无甚于今，而亦无速于今也。欲乞朝廷检详旧制，以见今内外京朝官及两制以上磨勘之法别立中制，虽未能如虞舜三考升黜之典，且复祖宗之制，亦庶几抑侥幸之弊矣。』权御史中丞彭思永相继言：『乞今后前行正郎该磨勘，依转大卿、监例，候四周年方得施行。及自历任正郎后，须得举主五人，内有本路提、转及大两省三人，方与改转少卿、监。』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、同知谏院傅卞言：『乞今后京朝官至员外郎，且依旧年限磨勘外，其前行员外郎人正郎磨勘，并限四周年，至前行郎中，更不许磨勘。两制臣僚自待制以上，并乞五周年磨勘，至谏议大夫，更不许磨勘。』殿中侍御史吴申言：『乞从今裁节，如有前行郎中合转少卿、监者，且令权住，先立定员数，候有阙则以次迁授，仍以历任年深、无赃私罪，或曾历职司差遣不经责降，或前后历官可称及素有文行者，先次迁转。前行员外郎合转郎中及太常、国子博士合转员外郎者，亦且权住，先立定员，候有阙则以次迁补。』监察御史里行刘庠言：『欲乞少卿、监合磨勘转大卿、监者，如年已及七十以上，更不许磨勘。』监察御史里行蒋之奇言：『两制以上四年转两官，北京官乃是二年一转。欲乞两制亦依京朝官例五年磨勘转一官，至前行郎中后，更添左司郎中一转。』于是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奏：『检详祖宗朝，中外官不立迁转条限。大中祥符八年始降诏，京朝官并以三周年，令审官院磨勘引对，与转官。是时仕路犹清，官员数少。厥后及今五十余年，约祥符初略计十倍，以故员多阙少，坐縻禄俸，才否无辨，差遣不行。考课之法虽复施用，官制之弊，无甚于此。今详定且欲京朝以上磨勘一例各展一年，升朝官至后行郎中更不磨勘。其才望或有劳绩，或因繁难任使，即自朝廷甄擢。盖登仕升朝，累至正郎，奏荫子孙，稍奉法循理，自应至州郡长吏以此处常调固已为优厚。其待制以上既处显近，请遵祖宗故事，更不磨勘。若因事功，或因居事任，上自圣衷推恩迁改，应见资品已高，各据所居官止。自余条例，一切仍旧。其任卿、监不曾历职司差遣，只自常参官累迁者，并送审官院依例差遣。其老或疾陈乞留台宫观监当者更不磨勘。如此，则权柄归于君上，劝沮行于朝廷，人材有所甄别，重难繁剧之地可以用人，事体均乎，简而易守，比于祖宗之制，犹为优幸。』癸亥，诏曰：『朕惟制治之本，必始于官；设官之方，其亦有择。国家承累圣之祚，跻时丕平，而假省寺之官出釐庶务，复许以三祀俾之一迁。岁月既深，吏员猥积，虽海宇至广，工师实繁，以官率人，倍者数矣。肆我台阁，数陈其故，兹用博议，审求臧谋。而封章亟来，请从更制。朕嘉与卿士，图惟厥中，庶几流弊，由此其息。自今待制已上，自迁官后六岁无过，则复迁之；有过亦展年，至谏议大夫止。
待制以上六年一迁官，至谏议大夫止，不知何年却改此法，当考。
京朝官四岁磨勘，至前行郎中止。大夫、卿、监仍以七十员为定员，有阙即检勘前行郎中迁官及四岁以上，校月日之久者次补之。少卿、监以上迁官听旨。如别有劳绩或因要重任使特旨推恩者，即不在此例。』
据《会要》及当时颁降条贯册令，《实录》、正史载诏书，余并削去，要似可惜，故复存之。初献言者，当考其姓名。张舜民《退休小史》云：『京朝官四年磨勘，元无著令。熙宁中，审官院率行之，至今为常格。』案：此诏书及臣僚申请甚备，安得谓无著令?岂舜民不详考之乎?
训导皇子
嘉祐八年五月甲辰，诏岁给皇子仲鍼公使钱千五百贯，仲纠、仲恪千贯。甲寅，右司谏王陶为户部员外郎、直史馆，充皇子位伴读。屯田员外郎周孟阳、秘书丞孙思恭充皇子位说书。宣庆使、安静军留后、入内都知任守忠提举管勾皇子位。司马光言：『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属，博选天下有学行之士以充之，使每日与皇子居处燕游，讲论道义，耸善抑恶，辅成懿德。其左右前后侍御仆从，亦皆选小心端悫之人，使所属官司结罪保明，然后得人，仍专委伴读官纠举施行。若皇太子自有过失，再三规诲不从者，亦听以闻。如此，则必进德修业，日就月将，善人益亲，邪人益疏，诚天下之幸也。』戊辰，皇子仲鍼、仲纠始就东宫听读。
九月庚戌，诏以皇子位为庆宁宫。辛亥，皇子光国公仲鍼为忠武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淮阳郡王，改赐名顼；乐安郡公仲纠为明州观察使、祁国公，赐名颢；大宁郡公仲恪为耀州观察使、鄂国公，赐名頵。壬戌，皇子位伴读王陶为淮阳郡王位说书，孙思恭为侍讲，太子中允、集贤校理兼史馆检讨韩维为太常丞，充记室参军。陶等请王受拜，不许。吕诲言：『王今未出阁，当且设师友，不宜遂置僚属。臣欲乞朝廷先正王陶等名位，名位既正，则礼分自安。况王年已长，当早令出阁，开府建官，翊善、侍讲自为僚属，于事体即无不顺也。』
十月戊寅，赐淮阳郡王公使钱岁二千贯，祁国、鄂国岁一千五百贯。
十一月，吕诲又乞早建东宫[11]。其书曰：『陛下践祚而来，圣体违豫，虽天光临下，而德音鲜闻。万机之事，未尝可否，悉付中书、枢密院，皇太后关决于中。自非辅臣承旨，两制、近侍亦不得造帘箔之下，况疏远之臣耶?如是，爵赏刑威一归于政府，使政府尽公则已，脱有差缪，何由取正?下情所以壅闭，中外所以慊然不安也。为陛下谋者，莫若早建元良，内辅号令，威福自中而出，人知所归而下无异心，此当今之速效也。汉文帝即位之初，有司请豫建太子。文帝英睿之君，景帝贤明之嗣，尚以不豫建为忧，诚有谓也。况淮阳王天资颖悟，法当冢嫡，宜豫建立，以固本根，旁绝窥觎，慰安人心，斯万世之虑也。伏望陛下廓开聪听，俯纳愚忠，审权柄不可移于下，思机会不可失其时。法汉文豫建之策，为庙社长久之计，上有圣后之翊辅，下有元良之倚赖，陛下高拱岩廊，仰成庶政，泰山之安，何以逾此?如此，则游心清净，不言而化，人神胥悦，天意昭辅。勿药之喜，计日可期矣。』
十二月乙亥，淮阳王顼出阁。王辞两宫，悲泣不自胜，太后亦泣，慰谕遣之。自是日再入朝。
治平元年六月己亥，进封皇子忠武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淮阳郡王顼为颍王，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。丙午，宰臣韩琦等表请序位在颍王下，诏答不允。戊申，诏大敕系位，皇子顼在富弼上，颢在宋庠下。丁巳，诏赐皇子颍王公使钱三千贯，颢二千贯，頵一千五百贯。戊午，淮阳郡王府记室参军韩维为直集贤院，诸王府记室参军侍讲孙思恭为直集贤院、诸王府侍讲。初，淮阳郡王将出阁，以陶等为翊善、记室、侍讲，至是封颍王，而东阳郡王颢又将出阁，故迁陶，命兼翊善东阳，而维、思恭为两王记室、侍讲。颍王性谦虚，眷礼官僚，遇维尤厚，每事谘访，维悉心以对，至于起拜。进止缓急，皆陈其节。一日侍王坐，近侍以弓样靴进。维曰：『王安用舞靴?』王有愧色，亟令毁去。上始疾甚时，出语颇伤太后，太后泣告辅臣，并咎两王[12]，维等极谏曰：『上已失太后欢心，王尽孝恭以弥缝，犹惧不逮，不然，父子俱受祸矣！』王感悟。他日，太后谓辅臣曰：『王子近日殊有礼，皆卿等善择官僚所至。宜召至中书褒谕之。』曹佾之除使相也，王欲使维等传太后意于辅臣。维及思恭不可，王卒使陶言之。维及思恭戒王曰：『陛下亲总万机，内外上下，事体已正，当专心孝道，均养三宫而已，他勿有所预也。』
二年二月甲申，度支判官、太常博士、集贤校理邵亢为直史馆、颍王府翊善、同判司农寺，令于皇子两位供职。帝尝召对群玉殿，访以世务，曰：『学士真国器也！』故命为王府官。
十月戊申，都官员外郎、权发遣三司开拆司孙永为诸王府侍读[13]，屯田员外郎、中书编修文字孙固为诸王府侍讲。颍王好学不倦，一日，出新录《韩非子》属府僚雠校。永曰：『韩非险薄，无足观。』王曰：『录此备藏书之数，非所好也。』
三年二月乙巳，颍王府翊善邵亢奏：『皇子颍王天质早茂，姻媾及期。方陛下即位之初，而元嗣克家之日，推之于礼，莫重于斯。臣伏见国朝亲王聘纳，虽《开宝通礼》具有旧仪，而因循未尝施行，至有敲门羊酒、镇柜银钱，乃里巷常谈，盖荐绅所不道，行于圣日，窃所未安。欲乞下太常礼院，博约旧典，修撰颍王聘纳仪范。其故事非礼者悉罢之。』诏礼院详定。礼院奏：『《开宝通礼》：亲王纳妃，有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成、请期、亲迎、同牢之礼，国朝未尝用。今检到《国朝会要》皇亲婚会礼物数，请如《会要》故事。』从之。
三月壬戌，纳故宰相向敏中孙女为皇子颍王妇，封安国夫人。先是，禁中遣使泛至诸臣之家为王择配。记室韩维奏：『王孝友聪明，动履法度。方向经学，以观成德，于今卜姓受室，其系尤重。宜历选勋望之家，精拣淑哲之媛，考古纳采、问名之义，以礼成之，不宜苟取色而已。』（封安国夫人在辛未日，今并书之。）
四月乙未，颍王府翊善同修起居注邵亢、知制诰知谏院度支郎中王稷臣直集贤院、充颍王府翊善，于皇子两位供职。
十二月。先是，帝久服药。监察御史里行刘庠奏请立皇太子，帝不怿，封其奏。一日，宰相韩琦等问起居退，颍王出寝门，忧形于色，顾谓琦曰：『奈何?』琦曰：『愿大王朝夕勿离上左右。』王曰：『此乃人子之职。』琦曰：『非为此也！』王感悟去。帝自得疾，不能语，凡处分事，皆笔于纸。辛丑，帝疾增剧。辅臣问起居罢，琦复奏曰：『陛下久不视朝，中外忧惶，宜早立皇太子，以安众心。』帝颔之。琦请帝亲笔指挥，帝乃书曰：『立大王为太子。』琦曰：『必颍王也。烦圣躬更亲书之。』帝又批于后曰：『颍王顼。』琦即召内侍高居简，授以御札，命翰林学士草制。学士承旨张方平至榻前禀命，帝凭几出数语，方平不能辨。帝以手指画几，方平因请进笔书所谕，遂进笔。帝书：『来日降制，立某为皇太子』十字，所书名不甚明。方平又进笔请书之，再书『颍王』二字，又书『大大王』三字。方平退而草制。壬寅，立皇子颍王顼为皇太子。帝既用大臣议立皇太子，因泫然下泪。文彦博退，谓韩琦曰：『见上颜色否?人生至此，虽父子间，亦不能无动也。』琦曰：『国事当如此，可奈何?』皇太子始闻命，辞于榻前者久之。癸卯，大赦，赐文武官子为父后者勋一转。乙巳，诏以来年正月十九日册皇太子，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为礼仪使，翰林学士王珪撰册文，钱明逸书册，知制诰宋敏求书宝。
四年正月丁巳，帝崩于福宁殿，神宗即位，时年二十。
校勘记
[1]并旧 原本无『并』字，意歉然，兹据《长编》卷二○二补。
[2]患于渐 原本『患』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二补。
[3]终左屯卫大将军 原本作『从□左屯卫大将军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二改补。
[4]薨 原本作墨丁，《长编》卷二○二注文无此字，兹据文意补。
[5]丙午 原本无此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二补。
[6]允升 原本『升』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二、《宋室·宗室传》补。
[7]以身 原本作『以自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二改。
[8]宗室女中 原本作『宗室文□中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二改。
[9]秦州 原本作『泰州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三改。
[10]九月 原本作『八月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八改。
[11]又乞 原本『又』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九九补。
[12]并咎两王 原本『两王』下有二墨丁，兹据《长编》卷二○二删。
[13]权发遣 原本作『中发遣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六改。
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七
神宗皇帝
宰相不押班
治平四年四月乙卯。初，御史中丞王陶等屡言韩琦自嘉祐末专执国柄，君弱臣强，乞行罢退，是日，陶遂极口诋琦，意谓必能逐去。既而上不许，陶始失望。辛酉，先是，御史台以状申中书云：『检会《皇祐编敕》，应正衙常朝及横行，并须宰臣立班。常朝日轮宰相一员押班，寻常多据赞引。官称宰臣，更不过来。窃虑上项编敕仪制别有冲替，更不行用。伏乞明降指挥。』时闰三月己丑也（己丑，三月十一日）。中书不报，中丞王陶因以状白宰相云：『天子新即位，不应隳废朝仪。』又不报，陶遂劾奏韩琦、曾公亮不臣，至引霍光、梁冀等事为谕，斥韩琦骄主之色过于霍光。且言欲保全琦族，故劾奏之。其略曰：『琦等久居重位，新辅嗣君，忽千官瞻视之庭，蔑如房闼；艰再拜表议之礼，重若邱山。沮格台文，侮傲风宪。宜加显罚，用肃具僚。』
据《会要》，陶以闰三月十一日问押班事，其弹奏必在此月，但不得其日耳。《日录》：『闰三月十一日，呈台官言：宰相合逐日文德殿押班，呈讫，以遇退朝早，即轮正衙押班。四月八日，王陶言二相不赴文德押班，进呈及留身说呈讫。』可参考，更详之。甲子，韩琦、曾公亮再上表待罪，诏答不允，仍断来章。琦再上表，据琦集及王珪答诏。
乙丑，陶入对言：『近弹奏韩琦、曾公亮不赴文德殿立班。琦等虽上表待罪，而卒不肯赴。并臣言郭逵小人，不堪大用；王举元、蔡挺、薛向转官加职，次序不当；御药院内东门司高居简、王中正等当罢免。不蒙施行。盖臣才识浅下，言皆非是，岂可更处风宪?乞罢职除一闲郡[1]，臣更不敢入台，见归私居待罪。』又申中书乞休。韩绛、彭思永等例责降。韩琦亦屡请罢，不许，遂在告不出。丙寅，上命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御史中丞，与王陶两易其职。丁卯，光入对。上谕曰：『已除卿中丞。』光曰：『言职人所惮，臣不敢辞。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，竟不赴，而陶遽罢言职。虽不押班细故也，陶言之过，然爱礼存羊，固不可废。自顷宰相权重，今陶复以言宰相罢，则中丞不可复为。臣请俟宰相押班，然后受诏。』上许之。时光中丞诏已进入，而陶学士之命，中书独持之不下。
戊辰，参知政事吴奎、赵概面对，坚请绌陶于外，上不许。请复授枢密直学士，领群牧使，许之。既而上直批付中书，以陶为翰林学士。时宰相未入，奎即具奏曰：『臣虽至愚，岂不知废格诏旨，获罪至重?然陛下初即位，圣德日新，上天助顺，风雨时若。乃者闰月以来，寒暄不节，暴风屡作。今兹时雨愆亢，螟蜷孽生，险说纷纭，震骇群听。原其所以如此者，过不在他，止一王陶而已。按：陶天资薄险，势利是视，巧诈翻覆，情态万状。索其深蕴，真市井小人之不若也。陛下念其东宫之旧，首加任使，擢为中丞。今乃挟恃旧恩，专为险恶，轻肆狷愤，织罗交构，摧辱大臣，排抑端良，意欲天下权势一归于己。且郭逵、蔡挺迁改，臣等以谓陛下处置皆当，故即奉行，亦累具开陈，陛下必尽记忆。至如韩琦、曾公亮不押班事，盖以久来相承，寝成废礼，非是始于二臣。陶以台制弹劾，举职便可，何至引背负芒刺、目为跋扈，肆意深诋?以此见陶处心积虑，在于排陷大臣，呼吸群众，以为已用，自图威柄，窃弄国权者也。臣等早来屡陈欲王陶补外，令其思过。陛下重难其事。今除旧职并差遣，臣等不得守义固争，已负大罪。今若又行内批指挥，除陶翰林学士，乃是由其过恶更获美迁，不惟臣等取轻群众，无以自立，且使天下待陛下为何如主哉?唐德宗猜疑大臣，信任群小，陆贽以直道昌言，反见斥逐。裴延龄、韦渠牟、李齐运以纤屑狡狯倚为腹心，天下至今称德宗为至闇之主。臣诚望陛下上法尧舜及三代之君，不愿陛下为唐德宗贻讥万世也。王陶不黜，陛下无以责内外大臣展布四体，兴辑正统。愿陛下无溺私，断之不疑。邵亢亦缘攀附，职为谏长，不能自持正论，轻为王陶驱迫妄言，当显黜以厉群臣。臣辄违制旨，罪固深重，亦乞必行典刑。』己巳，奎遂称疾卧家，乞罢政事。上封奎札子以示陶，陶即具奏推谢，寻复劾奎附宰相、欺天子六罪，其略曰：『臣窃见奎以死党之节而济以沈雄，有大奸之才而饰以记诵。少缘文彦博，以非才得科名。及为谏官，附会彦博，欺罔仁宗，阴为培植维持之计。为唐介弹击被黜，是时搢绅朝士丑其为人，目为谏贼。奎为小官时，亦尝为富弼所知。及弼当国，属翰林学士员阙，弼以奎朋党，又为仁宗所疏薄，久之不补，奎大怀怨怼，辄令韩绛奏弼[2]，以快私忿。臣与奎有旧，亦尝规其背人主而附权臣。及为谏官，又言其党人韩绛、陈升之等，连文彦博，自是与臣匿怨为仇。后韩琦引用为枢密大使，谏官杨畋愤其奸邪，论奏，会畋病死，遂盗厥位。及时服除，当复枢府。见韩琦方立党以倾彦博，又见琦名位事势愈盛于前，彦博之力不复能引重升荐，乃自陈顷为唐介弹奏彦博而言其附会，恐同居枢府不便，意要发扬彦博前事，及欲结媚韩琦，又以自防言事官将此押弹，欲先事奏陈，使不能复发。陛下观奎此数节，天资险薄，惟势利视事，巧诈翻覆，情态万状。索其深蕴，真市井小人之不若者，是奎言臣耶?奎自谓耶?』又曰：『仁宗自至和服药之后，临朝简默，政事不复厉精选任，差除尽归宰执。然能以腹心耳目寄之于台谏，大臣犹怀恐惧，不敢泰然作奸。先朝继统以来，深居九重，久之方亲国政，危疑自处，惟恐凌夺，欲为则不得，欲言则不敢，窘束牵制，谏屈不暇[3]。琦等自知其非，思所以固宠保位之术，遂乃悦媚先帝，尊崇濮王，盈廷正议，忽而不顾。思人主与台谏官自立仇敌，忠谠之士谴逐外郡，人心不平，物论洶洶。先帝后虽追悔，掣肘不敢改为，以至忧悒成疾，奄终一代。琦等方以两朝顾命傲然自居，顾视朝廷，惟己所欲。且琦执政一年，上自两府大臣、中外要职，莫非亲旧，根盘节错。异己者必逐，附已者必升。中常之人，各顾身计，言必不用，适助祸殃。如臣是陛下东宫旧臣，复为宪府之长，琦等亲被弹击，不敢自言，奎乃为琦主谋，击臣报怨。自兹以往，人谁敢言?臣处执宪之位未满两月，而遽邈退[4]，岂臣有欲自图国政、窃弄威权之迹也哉?』又曰：『陛下欲除臣翰林学士之职，臣岂敢当之?愿从奎言，投于散地。必退之志，陛下固已察之。伏惟哀矜，使臣得脱强臣怨仇之手，他日全名节以死，归骨九泉，臣之幸也。』侍御史吴申奏：『故事，御史中丞因言事求罢，居家待罪，朝廷旨不允，或宣召入台，至于再三，确辞然后听去，所以重风宪之任，宠耳目之官，体貌直臣，以厉其节。王陶今日上章，明日除代，未有罢免遄速如此之甚也。乞留陶依旧供职。』并上疏劾奎有无君之心，数其五罪。上以手札赐知制诰、知谏院邵亢，趣进入陶学士诰。亢遂言：『御史中丞职在弹劾，阴阳不和，咎由执政。奎所言颠倒，失大臣体。陛下新听政，命出辄废，何以令天下?』上由是有逐奎意。司马光入对，上亦以奎奏示光，光请止还陶旧职。上许之，既又欲与陶待读学士。光退，翌日（二十二日己丑也），复奏曰：『侍读学士与翰林学士资级略同，若授陶此职，臣恐奎必未肯出。陛下新践祚，大臣屡有不安其位者。奎素名质直，万一因此激发举动，更有过当，若亟行罢免，则深失士大夫之望。若屡诏不出，则愈损陛下之威。况陶既以言事不听辞免台职，待罪之际，若更加以美官，臣窃料陶亦不敢受。欲望圣慈止还陶未作中丞时旧职，则奎前者已经商量，不敢不出。陶既是旧职，受之亦安，庶免纷纭，重伤朝廷大体。臣蒙陛下虚己下问，不敢不奏。』庚午，上批付中书：『御史中丞王陶、侍御史吴申、吕景过毁大臣。王陶除枢密直学士、知陈州，吴申、吕景各罚铜二十斤。吴奎位在执政，而弹劾中丞，以手诏为内批，三日不下，除资政殿大学士、知青州。翰林学士、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司马光权御史中丞。』奎乞守本官知潍州，不许。司马光复奏：『外议籍籍，皆以为奎不当去，所以然者，由奎之名望素重于陶，虽今者封还诏书，径归私第，举动言语，颇有过差，然外庭之人不知本末，但见陛下为陶之故罢奎政事，其罚太重，能不怪骇如此?臣恐其余大臣皆不自安，各求引去。陛下新登大宝，先帝梓宫在殡，若举朝大臣纷纷尽去，则于四方观听殊似非宜。臣愚欲望陛下收还奎青州敕告，且留奎在政府，以慰士大夫之望，安大臣之意。陛下以奎违诏而黜之，威令已行，嘉奎质直而留之，用意尤美。奎始负大谴，慑服陛下之英断，终蒙开释，衔戴陛下之深恩，上下欢悦，诚无所损。昔汉高帝疑萧何受贾人金，械系于狱，感王卫尉一言，赦令复位，君臣恩礼，相待如初。况于一出人间，何为不可留也?陛下素知臣非朋附大臣之人，故敢不避形迹，极意尽言，但为朝廷惜大体耳。』上不怿。光中丞告时在閤门，上复收入，后三日，乃付中书。先是，上封陶疏以示琦，琦奏曰：『臣非跋扈者，陛下遣一小黄门至，则可缚臣以去矣。』上为之动，问知制诰[5]、知谏院滕甫，甫曰：『宰相不押班诚可罪，若以为跋扈，则为欺天陷入矣。』奎之罢政事也，琦犹在告，公亮方侍伺。赵概复奏增奎一官，为户部侍郎。辛未，公亮入对，恳请留奎。上许之。壬申，追取奎青州告，召对延和殿慰劳，使复为参知政事，曰：『成王岂不疑周公耶?』上初议罢奎，谓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曰：『奎罢，当以卿代。』方平力辞。上曰：『卿历三朝，无所阿附，左右莫为先容，可谓独立杰出矣。先帝已欲用卿，今又何辞?』方平曰：『韩琦久在告，意欲保全奎。奎罢，必不复起。琦勋在王室，愿陛下复奎位，手诏谕琦，以全始终之分。』上嗟叹良久，继出小纸曰：『奎位执政而击中司，谓朕手诏为内批，持之三日不下，不去，可乎?』方平复论如初，上讫从之，于是遣内侍张茂则赐琦手札曰：『卿援立先帝，功在王府。自朕纂承，虚怀托赖，惟是同德，岂容间言?昨王陶等所言过为诬訾，至于事理，朕所自明。但中丞屡斥[6]，颇动朝议，欲除学士，意者示之美迁，其寔使去言路。不谓卿亦有章表遽然避位，是著朕之不德，益骇天下之听。已处分王陶旧职出知陈州，乃君臣大义，卿其勿以为嫌。国之休戚，卿当与朕共之。言发于诚，想宜知悉。』吴奎既复位，邵亢更以为言。上手札谕亢曰：『此无它，欲起坚卧者尔。』坚卧者，盖指琦也。陶为人隽利，眉目疏秀，美书翰，惟辩急，色厉而内荏。初事韩琦甚谨，故琦深器之，骤加拔用。阴知上不悦执政之专，既为中丞，谋易置大臣，虚次相以自拟。陈荐密劝琦备陶，琦不信，陶果劾奏琦。
琦传云：『英宗既立，琦编群臣姓名，各品题之以进，然最所重者陶，首加拔用。后觉陶佞，疏之。及为御史中丞，意犹不满，遂劾奏琦。世益以知人为难。』按：所称觉陶佞，稍疏陶，恐饰词，今不取。
初建东宫，英宗命以蔡抗为詹事，琦因荐陶。文彦博私谓琦：『盍止用抗?』琦不从，遂并用二人。及琦为陶所攻，彦博谓琦曰：『颇记除詹事时否?』琦大愧曰：『见事之晚，真宜受挞！』
此据司马光《日记》，云彦博谓琦：『詹事旧无二员。』按太宗升储，林特、张士逊二人并兼詹事。旧无二员，或是唐制，今不取。《日记》又云：乐道以太子登位，不受詹事敕，执政许之。当考。旧纪书诏王陶过毁大臣，罢御史中丞，为枢密直学士、知陈州。昊奎位执政，弹劾中丞，格手诏三日不下，罢为资政殿学士、知青州。新纪但书奎罢，仍不载因由。据《五朝史》例，当从旧纪。
五月，御史台官既被绌罚，宰臣韩琦、曾公亮言：『臣等近以中丞王陶弹奏不过文德殿押班，先尝面奏：旧以前殿退，晚及中书聚厅见客，日有机事商议，故不及押班，为岁已久，即非始自臣等。今检详唐及《五代会要》，每月凡九开延英。则明其余不坐之日，宰臣须赴正衙押班。及延英对宰臣，日未御内殿前，令閤门使传宣放班，则宰臣更不赴正衙押班明矣。本朝自祖宗以来，继日临朝，宰臣奏事。祥符初，敕宰臣依故事赴文德殿押班，当日似未尝讨论，故行之不久，渐复隳废，缘中书朝退后议政动踰时刻，若日赴文德殿押班，则于机务尝有妨滞。欲乞下太常、礼部详定典故。』从之。及司马光为中丞，即奏：『臣窃闻宰臣复有文字，乞下礼官详定合与不合押班。臣闻王者设官分职，譬犹一体，以宰相为股肱，以台谏为耳目，固当同心协力，以佐元首。若各分彼我，互争胜负，欲求其身之安，何由可得?近者御史中丞王陶请宰相依旧制赴文德殿押班，宰相若从其请，岂有后来纷纭?乃坚执不行，迭相激发，遂至王陶语言过差。今王陶既补外官，宰相已赴押班，臣谓朝廷可以无事矣。而宰臣复有此奏，万一礼官有希旨迎合者，以为宰相不合押班，台司欲默而不言，则朝廷之仪遂成隳废，欲辩论是非，则无时休息也。陛下新即大位，四方之人举首倾耳，以观大化，而朝廷不闻肃雍济济之风，数有变色分争之丑，臣窃为陛下惜之！伏望陛下特降圣旨，令宰臣依国朝旧制押班。所有下礼院文字，乞更不令详定。』癸未，上批：『自今宰臣春分后辰正牌上垂拱殿视事，未退，更不赴文德殿，令御史台放班前下。太常礼院详定指挥，更不施行[7]。』既而司马光又奏：『臣窃见从来垂拱殿视事，比于中书、枢密院及其余臣僚奏事毕，春分以后，少有不过辰初；秋分以后，少有不过辰正。自陛下临御以来，惟近因服药，曾于辰牌以前驾起入内，自余皆在辰牌以后。然自今以后无事之日，宰臣永不赴文德殿，臣窃以为文德殿为天子正衙，宰臣为百僚师，率百僚既在彼常朝，则宰臣理当押班，斯乃前世旧规，自祖宗以来，未尝更张。伏望陛下特降圣旨，令宰臣一依国朝旧制押班。若陛下以前者已降手诏，必欲限时刻者，即乞自春分后遇辰正牌上、秋分后巳牌上，并依手诏施行，犹庶几此礼不至遂废。』乃诏春分、秋分后辰正牌上，垂拱殿视事未退，宰臣更不过文德殿押班。
《实录》云：故事，宰相奏事讫，赴文德殿押班。其后奏事，有至日昃未下，以故不复过殿，习以为常。及王陶为中丞，劾宰相违故事不恭，于是百官至巳后数刻未退，人厌苦之，故有癸未之诏。今不取。
戊子，龙图阁直学士韩维知颍州。初，王陶罢御史中丞为翰林学士，维言：『宰相跋扈，法所当治也。御史中丞言是，则宰相安得无罪?若其非中丞，安得止罢台职而已?今为翰林学士，是迁也。陛下既不能辩明大臣，使负恶名，有不自安之意，又使言者无名罢去，疑惑远方。愿庭对群臣，使是非两判。及吴奎，御批罢参知政事，迁一官知青州，维以为奎素有学问，敦笃持重。可任以事，擢参大政，众谓得人。今才数月，止因论事之际少失婉顺，便加斥逐。进退大臣，不当如此。且执政罢免则为降黜，今复迁官，则为褒进，理难并行。此与王陶罢中丞而加翰林学士何以异?赏罚所以明天下之耳目，岂可不谨乎?』陶既出，维亦累求外补。上从之。未行，改汝州。
《日记》云：乐道之与长文哄也，秉国、曼叔、彦先更上殿言。乐道出，秉国亦求出，命知颍州。
侍御史吕景通判濠州。初，景既罚金，因言：『自臣入台，方逾两月，凡所论奏，不敢阿附。尝言枢府兵柄方镇带之，于体非便，乞罢郭逵签书并宣抚之任。又宰相于文德殿立班，乃祖宗旧制。今既隳废，损国体。』又言：『王举元四岁八迁，蔡挺资浅用速，夏倚超擢太优，陈汝羲贪邪阴险，不当召试。不蒙施行，盖臣材识浅陋，不能开悟圣心。今王陶已降外郡，而臣止从罚，在臣之义，岂敢苟安?望罢臣言责，显加黜降。』三奏待罪，故有是命。
王陶赴陈州，上表谢到任，凡数千言，专诋毁执政。其略曰：『预知孤忠，必犯众忌。方权臣之久盛，复众党之已深。禄去王室者十年，政在私门者三世。言事忤意者决行斥逐，立朝守正者公肆忌嫌。闻手诏一出，则迁怒以责人；议山陵一费，则怀忿而形色。以直道事君者为大恶，以颛心附己者为至忠。』又曰：『方幸幼君之足陵，岂思天戒之可畏?』又曰：『元台高卧而有要，次辅效尤而愈悍。夜取敕告于上阁，藏在私家；朝请宣召于御前，押归政府。转主心易于拳石，夺君命轻若鸿毛。昔真宗久疾，丁谓弄权，已去复留，异时同恶。尚犹再行告病，少挟以为邪；不敢便毁制书，全无名而复位。』上素喜陶文，往往成诵。执政怒，将请其罪。司马光言：『臣窃闻政府以王陶上表言辞狂率，恣为诋毁，多过其室，欲有敷奏，乞重加降责。审或如此，恐不可许。何则?自仁宗皇帝以来，委政大臣，宰辅之权，诚为太重。加以台谏官被贬者多，因斥大臣之过失少。因犯人主之颜色，是威福之柄潜移于下。方将奋乾刚之盛德，伸元后之威断，收还利器，以救其弊。今者王陶肆其褊心，失于详慎。』言语不密，流布远近。虽寔有罪，然陶前者出知陈州，陛下盖以先帝梓宫在殡，特为大臣屈意行之。今若又以表文诋毁大臣，重加责降，臣恐人主之权益轻，大臣之势遂成，兴衰之机，于此乎在，不可不察也。臣愚欲望陛下于执政进呈王陶谢上表之际，但谕以躁人之辞，不足深罪，前已左迁在外，岂可更加贬责?若其再三执奏，陛下当正色语以王陶前作中丞，讥切朕躬，非无过当之言，朕亦未尝加怒，欲以开广言路，岂可以触犯卿等，则必欲再三责降，方为快意邪?若犹执意不已者，陛下但不复应答，彼当自退。所以然者，非以保全王陶，盖欲使其余臣僚知陛下英武，万一它日大臣有欺罔朝廷为大罪者，群臣敢言之耳。凡此，皆陛下圣智所能自知，臣复屑屑尽言者，诚荷陛下不世之恩，贪于报效，不复自顾形迹之嫌故也。』陶遂得免。吕公著恐上惑陶说，将复召之，即奏疏曰：『臣伏见自陛下即位以来，中外皆称圣明。昨因王陶渎乱天听，上下震骇，寻已黜守外藩，继一露奏表章，历诋近臣，及论大臣不轨，又漏泄上前密语。陛下以其宫邸之旧，尝加眷遇，兼谓出于一时狷忿，特赐函容，不加重遣。陛下之恩德可谓至矣，陶宜日夜循省咎愆，以答上仁。今闻复有章表，长恶不悛，如此，乃是包藏祸心。非特出于一时之狷忿也。且以陛下之聪明，至其指执政之得失，数群臣之长短，固亦有然者矣。若遂以为大臣有不臣不轨之心，则陛下固不以为然，朝廷士大夫皆不以力然也。今议者以为陶虽在外，而陛下眷念不衰，向后必须召用。臣窃恐奸邪小人因奏对之际，必有希合上旨，蔽陶之罪，谓其能忠直敢言。伏望陛下割一人之私恩，採天下之公论，登用中立之士，杜绝阿党之原。毋为偏见邪说所惑，则天下幸甚！』
宰相辞郊赏
熙宁元年八月癸丑，宰臣曾公亮等言：『伏见故事：南郊礼毕，陪祀官并蒙赐。方今河朔菑诊，调用繁冗，所宜自内裁节。凡二府禄廪丰厚，颁赉频仍，更于此时，尚循旧式，宣非臣等所安。欲望特从诚请，大礼毕，两府臣僚罢赐银绢。』诏送学士院取旨。司马光奏曰：『议者或以为两府所赐无多，纳之不足以富国，而于待遇大臣之礼太薄，颇为伤体。臣愚窃以为不然。古者冢宰制国用，视年之丰耗，量入以为出，固不可于饥馑之时，守丰登之法也。是故岁凶年谷不登，君膳不祭肺，大夫不食粱，士饮酒不乐，明君臣上下皆当深自贬损，以救民急也。向者庆历之末，河决商胡，民田虽伤，官仓无损，而河北父子相食，饿殍蔽野。今河决之外，加以地震，官府民居，荡为粪壤，继以霖雨，仓粟腐朽，军食且乏，何暇及民?冬夏之交，民必大困，甚于庆历之时。国家岂可坐而视之，不加赈救乎?况复城橹须修，河防应塞，百役并兴，所费不赀。当此之际，朝廷上下，安可不同心协力，痛加裁损，以狥一方之急?凡宣布惠泽，则宜以在下为先；撙节用度，则宜以在上为始。今欲裁损诸费，不先于贵者近者，则疏远之人，安肯甘心而无怨乎?必若为臣有大勋于天下，虽锡之山川土田附庸，何为不可?若止因郊礼陪位而受数百万之费，臣窃有所不安矣。臣前所谓赏赐无节者，此亦其一也。虽臣下不辞，犹应裁减，况其自辞，裁之何损乎?傥若但务因循，姑息度日，欲裁损乘舆供奉之物，则曰减于制度，大为削弱，非所以华国。欲裁损大臣无功之赏，则曰所减无多，亏损大体，非所以养贤。欲裁损群臣浮冗之费，则曰人情不悦，恐致生事，非所以安众。如此，则是国家永无可省之日，下民永无苏息之期，必至于竭涸穷极，然后止也。且君子之所向者，义也；小人之所狥者，利也。为国者，当以义褒君子，利悦小人。今大臣以灾害之故辞锡赉，以佐百姓之急，义可褒也。陛下从而听之，乃所以为厚，非所以为薄也。虽然，两制银绢止于二万匹两，未足以杀今日之灾。又国家旧制，每遇郊礼，大赉四海，下逮行伍，无不霑洽，不可于公卿大夫全无赐予。臣愚以为文臣自大两省以上，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，内臣自押班以上，将来大礼毕，所赐并宜减半，俟它年丰稔，自依旧制。其文武朝臣更不减，似为酌中。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国家，因此渐思减损其余浮费，自今日为始耳。』安石曰：『国用不足，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。』光曰：『善理财之人，不过头会箕敛，以尽民财。如此，则百姓穷困，流离为盗，岂国家之利耶?』安石曰：『此非善理财者也。善理财者，民不加赋而国用饶。』光曰：『此乃桑洪羊欺汉武帝之言，司马迁书之，以讥武帝之不明耳。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，不在民间，则在公家。桑洪羊能致国用之饶，不取于民，将焉取之?果如所言，武帝末年，安得群盗蜂起，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?非民疲极而为盗耶?此言岂可据以为实?』安石曰：『太祖时，赵普等为相，赏赉或以万数。今郊赉匹两不过三千，岂足为多?』光曰：『普等运筹惟幄，平定诸国，赏以万数，不亦宜乎?今两府助祭，不过奏中严，外办沃盥，奉帨巾，有何功勤，而得比普等乎?』与安石争论久之。王珪曰：『司马光言省费自贵近始，光言是也。王安石言所费不多，恐伤国体，安石言亦是也。惟陛下裁之。』上曰：『朕亦与司马光同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。』是日，适会安石当制，遂以上前所言意草批答曰：『朕初嗣服，于祖宗之制，未有所改也。卿等选于黎献，位冠百工，或辞或受，人用观政，朝廷予夺，所以驭臣。贵贱有等，势如堂陛。惟先王之制国用，视时民数之多寡。方今生齿既繁，而赋入又为不少，理财之义，殆有可思，此不之图而姑务自损，祗伤国体，未协朕心。方与勋贤虑其大者，区区一赐，何足以言?所乞宜不允。』公亮等遂不敢复辞。
校勘记
[1]罢职除一闲郡 原本作『罢除职一闲郡』，据《续长编拾补》卷一乙正。
[2]辄令韩绛奏弼 原本『令』、『奏』二字作墨丁，据《续长编拾补》卷一补。
[3}谏屈 原本『谏』字作墨丁，据《续长编拾补》卷一补。《续长编拾补》句下注云：『二字恐有脱误。』
[4]邈退 原本『邈』字作墨丁，据《续长编拾补》卷一补。
[5]知制诰 原本脱『知』字，据文意补。
[6]屡斥 原本『屡』字作墨丁，据《续长编拾补》卷一补。
[7]更不 原本『更』上衍一『更』字，据文意删。
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八
神宗皇帝
欧阳修诬谤
庆历五年八月甲戌，降河北都转运按察使[1]、龙图阁直学士欧阳修知滁州（事见《韩欧石贵罢》）。
至和元年七月戊子，龙图阁直学士、吏部郎中欧阳修知同州。先是，修守南京，以母忧去。服除入见，上恻然怜修发白，问在外几年?今年几何?恩意甚至。命判吏部流内铨。小人恐修用，乃伪为修奏乞汰内侍挟恩、今为奸利者，宦官人人忿怨。杨永德者，阴求所以中修，会选人张俅、胡宗尧例改京官，批书以二人尝犯法，并循资。宗尧前任常州推官，知州以官舟假人，宗尧连坐。及引对，修奏宗尧所坐薄，且更赦去官，于法当迁。谗者因是言：宗尧，翰林学士宿子，故修特庇之，夺人主权。修坐是出守。修在铨曹未浃旬也。
八月癸巳，判吏部南曹、太常博士、集贤校理吴充同知太常礼院，同判吏部南曹、太常丞、直集贤院冯京同判登闻鼓院。二人皆以胡宗尧故易任。充上疏为欧阳修辩，不报。敕修罢判流内铨。知谏院范镇言：『铨曹承禁中批旨，疑则奏禀，此有司之常也。今谗人以为挠权，窃恐上下更相畏，谁敢复论是非?请出言者主名正其罪，复修等职任。』凡再言之，帝意解，而宰臣刘沆亦请留修。帝谓沆曰：『卿召修谕之。』沆曰：『修明日陛辞，若面留之，则恩出陛下矣。』戊申，令修刊修《唐书》。
治平四年正月丁丑，神宗即位。
三月，降工部侍郎、御史中丞彭思永为给事中、知黄州，主客员外郎、殿中侍御史里行蒋之奇为太常博士、监道州酒税。先是，监察御史刘庠劾参知政事欧阳修入临福宁殿，缞服下衣紫衣。上寝其奏，遣使谕修令易之。朝论以濮王追崇事疾修者众，欲击去之，其道无由。有薛良孺者，修妻之从弟也，坐举官被劾，内冀会赦免，而修乃言：『不可以臣故徼幸，乞特不原。』良孺竟坐免官，怨修切齿。修长子发娶盐铁副使吴充女，良孺因谤修帷簿事连吴氏。集贤校理刘瑾与修亦仇家，亟腾其谤。思永闻之，以语其僚属之奇，之奇始缘濮议合修意，修特荐为御史，方患众论指目为奸邪，求所以自解，及得此，遂独上殿劾修，乞肆诸市朝。上疑其不然，之奇引思永为证，伏地叩首，坚请必行。之奇初不与同列谋之，后数日，乃以奏藁示思永，思永助之奇，言修罪当贬窜，且曰：『以阴讼治大臣诚难，然修首建议濮园事犯众怒。』上乃以之奇、思永所奏付枢密院。修上章自列曰：『之奇诬罔臣者，乃是禽兽不为之丑行，天地不容之大恶。臣苟有之，是犯天下大恶；无之，是负天下至冤。犯大恶而不诛，负至冤而不雪，则上累圣政，其体不细。乞选公正之臣辨理，先次诘问之奇所言：是臣闺门内事，自何所得?因何彰败?据其所指，便可推寻，尽理根穷，必见虚寔。』上初欲诛修，以手诏密问天章阁待制孙思恭，思恭极力救解，上寤，复取之奇、思永所奏以入，并修章批付中书，令思永、之奇分析所闻，具传达人姓名以闻。之奇言得自思永，而思永辞以出于风闻，年老昏缪，不能记主名。且言：『法许御史风闻言事者，所以广聪明也。若必问其所从来，因而罪之，则后不得闻矣。宁从重谪，不忍塞天子之言路。』因极陈大臣朋党专恣非朝廷福。修复言：『之奇初以大恶诬臣，本期朝廷更不推穷，即有行遣。及累加诘问，惧指出所说人姓名，朝廷推鞫，必见虚妄，所以讳而不言。臣忝列政府，动繫国体，不幸枉遭诬陷，惟赖朝廷推究虚实，使罪有所归。』章凡三上，而充亦上章，乞朝廷力与辨正虚寔，明示天下，使门户不致枉受污辱。于是上复批付中书曰：『凡朝廷小有关失，故许传议闻奏。岂有致人大恶，便以风闻为托?宜令思永等不得妄引浮说，具传达人姓名，并所闻因依，明据以闻。』思永与瑾同乡，力为瑾讳，乃言：『臣待罪宪府，凡有所闻，合与僚属商议，故对之奇说风闻之由。然暧昧无定，当戒之奇勿言，无所逃罪。』而之奇亦奏：『此事臣止得于思永，遂以上闻。如以臣不当用风闻言大臣事，臣甘与思永同贬。』故思永、之奇同降黜。上手诏赐修曰：『数日来，以言者污卿以大恶，朕晓夕在怀，未尝舒释。故数批出，诘其所从来，讫无以报。前日见卿文字，力要辨明，遂自引过。今日已令降黜，仍榜朝堂，使中外知其虚拟。事理既明，人疑亦释，卿宜起视事如初，无恤前言。』它日，上谓吴奎曰：『蒋之奇敢言，而所言暧昧。既罪其妄，欲赏其敢。』奎曰：『赏罚难并行。』乃止。
《墨吏·孙思恭传》云：思恭性不忤物，犯之不校。欧阳修初不知思恭，以为诈。及修为言者所攻，上将诛修，手诏密问思恭，思恭极力救解。《朱史》以为：『言者攻修，先帝加诘问。既辩明，赐手诏召之。』岂有诛修之意?遂删去。按：司马光《日记》以之奇等奏付枢密院，后数日，乃复取入，密诏问思恭。必非《墨史》之妄，今仍掇取附见。
壬申，尚书左丞、参知政事欧阳修为观文殿学士、刑部郎中[2]、知亳州[3]。彭思永等既以论修贬，而知杂御史苏案、御史吴申言犹不已，修亦三表乞罢，故命出守。初，英宗以疾未亲政，太皇太后垂帘，修与二三大臣主国论，每帘前奏事或执政聚议，事有不合，未尝不力争。台谏官至政事堂论事，事虽非己出，同列未及启白，而修已直前折其短。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请[4]，前此执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，至修，必一二数之曰：某事可行，某事不可行。用是怨诽者益多。英宗尝称修曰：『性直不避众怨。』修亦尝诵故相王曾之言曰：『恩欲归己，怨使谁当?』既出守，遂连上六表乞致仕，不从。修年才六十也。
司马光弹劾
治平四年四月丙寅，命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御史中丞。癸酉，司马光始受御史中丞诰，奏疏曰：『臣蒙陛下拔于众臣之中，委以风宪。天下细小之事，皆未足为陛下言之，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为言，此诚太平之原本也。臣闻修心之要有三，一曰仁，二曰明，三曰武。仁者，非妪煦姑息之谓也。修政治，兴教化，育万物，养百姓，此人君之仁也。明者，非烦苛伺察之谓也。知道义，识安危，别贤愚，辨是非，此人君之明也。武者，非强亢暴戾之谓也。惟道所在，断之不疑，奸不能惑，佞不能移，此人君之武也。故仁而不明，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；明而不武，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；武而不仁，犹知获而不知种也。三者兼备，则治国而强，阙一焉则衰，阙二焉则危，三者无一焉则亡。自生民以来，未之或改焉。治国之要亦有三，一曰官人，二曰信赏，三曰必罚。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长，官之职业各有所守。自古得人之盛，莫若唐虞之际，稷、契、皐陶、垂、益、伯夷、夔、龙各守一官，终身不易。苟使之更来迭去，易地而居，未必能尽善也。故人主诚能收采天下之英俊，随其所长而用之，有功者劝之以重赏，有罪者威之以严刑，譬之乘轻车、驾骏马，总其六辔，奋其鞭策，何往而不可至哉?昔仁宗时，臣初为谏官上殿，首曾敷奏此语。先皇帝时，臣曾进历年图，又以此语载之后序。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，虚心下问之际，臣复以此语为先者，诚以臣平生力学，所得至精至要尽在于是。愿陛下勿以为迂润【杰按：润，应为“阔”之误】，试加审察，若果无可取，则臣无所用于世矣。』论宰相不押班（元本事)。
六月庚申，兵部负【杰按：负，为“员”之误】外郎、直龙图阁兼侍读王广渊知齐州。先是，司马光言：『王广渊以小人之质，负倾巧之才，外依政府，内结近习。国家本以馆阁宠贤彦，迩英待儒雅，皆非广渊所宜滥处。伏望夺去职名，除一远地监当，亦足以醒天下之耳目。』御史蒋之奇亦言：『广渊人品庸凡，天资险谲。先帝校自常僚，置之文馆，不思献纳忠规，而乃肆为奸佞。方擢用之际，司马光列章数十上，事寝不行，愈自矜夸藩邸故旧，入则结高居简为内应，出则与孙固为死交。陛下重明初升，四海皆照，岂容魑魅，尚在朝廷?』广渊亦自请郡，故有是命。既而光又言：『今闻广渊带职知齐州，仍赐章服，乃是赏之，非黜也。向使广渊自改官以来谨身守分，不为奸谄，以至今日，不过作第二任通判。今所得乃如此，岂可谓奸谄无益哉?且陛下使广渊补外者，心已知其奸邪之迹也。今复以职名章服宠之，是劝人效广渊所为，恐非国家之福。』不听。广渊入辞延和外殿，上哀恸久之，卫士皆感泣。
七月戊寅。上初即位，内臣以覃恩升朝者皆罢内职，独勾当御药院高居简等四人留如故。天章阁待制孙思恭尝以为言，上曰：『居简有功。』思恭退，询于人，云：『刘庠之绩建储也，居简觇见「太子」二字，亟报上于颍邸。及英宗升遐，居简亟出召二府。中宫闻之怒，诘居简曰：「召二府，谁之命也?」居简曰：「太子令召之。」又于怀中探黄衣以被上体。此上所谓有功者也。』思恭复奏疏：『陛下先帝之嫡长子，当为嗣者，非陛下而谁?居简当先帝大渐之时，已怀二心，私自结纳，又矫称太子之命召两府，以累陛下孝德，此皆当诛之罪，奈何反以为功?』上不听。司马光奏言：『居简性资奸回，工谗善佞，久处近职，罪恶甚多。谨案：祖宗旧制，勾当御药院官至内殿崇班以上，即须出外。盖以日月浸久，官资稍高，则防其凭恃威灵，窃弄权柄，远鉴汉、唐之祸，深为子孙之虑故也。陛下即位之初，内臣以覃恩迁官者尽补外职，独留御药院四人，天下首以此一事讥陛下之失。况居简于众人之中最为狡猾，伏望遵祖宗旧典，应御药院官至崇班以上者，尽授以向外差遣。其高居简乞远加窜逐，以解天下之惑。』又言：『居简所能，止于谗佞。佞者，不过巧言令色，希意迎合，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权，使人主溺于荒宴而不自知也。谗者，不过离人君臣，间人骨肉，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，使人主陷于倾危而不自悟也。有是二者，其可近乎?或闻陛下欲待居筒自求引退，臣未晓所谓。若国之大臣耆年有德，闻望素高，一日偶有小失，未为外人所知，陛下务存终始，使自引去，以全其名则可矣。若居简闺闼小臣，罪盈恶积，所宜肆诸市朝，以戒俭人，而尚足为之隐乎?』壬午，光对延和殿，又极言之。上曰：『祔庙毕，自当去。』光曰：『闺闼小臣，何系山陵先后?彼知当去而置肘腋，尤非所宜。舜去四凶，不为不忠；仁宗贬丁谓，不为不孝。』上命留札子，光请以付枢密院。上从之。癸巳，高居简为供备库使，罢御药院。司马光累劾居简，上虽以章付枢密院，犹未施行。光言与居简难两留，求外郡，请对。吕公弼曰：『光今日必决去就。』时光立殿下，上指之曰：『已来矣！』公弼曰：『陛下欲留居简，必逐光；欲留光，必逐居简。居简内臣，光中丞，顾择其重者。』上曰：『今当如何?』公弼曰：『罢其御药，优迁一官可矣。』上命与供备，曰：『光得毋复争?』公弼曰：『待光上殿，但语以居简已出矣，光必自止。』上从之。光因曰；『凡左右之人，不须才智，但令谨朴小心不为过，斯可矣。』
八月辛亥，司马光言：『臣窃闻陛下好令内臣采访外事，及问以群臣能否，臣愚窃以为非也。陛下内有两府、两制、台谏，外有提转、牧守，皆腹心耳目，股肱之臣也。陛下诚能精择其人，使之各举其职，荐举贤能，纠案奸慝，论政事得失，述民间利病，皆令列于奏牍，明白啟陈，其尸禄偷安及挟私欺罔者，小则罢黜，大则诛窜，谁则不尽公竭诚，以承休德?如此，则天下之事犹一堂之上，陛下何患于不知哉?今深处九重之内，询于近习之臣，采道听途说之言，纳曲肘附耳之奏，不验虚实，即行赏罚，臣恐谗臣得以逞其爱憎，而陛下为之受其讥谤也。近闻王中正差往陕西勾当公事，有知泾州刘涣曲加谄奉。鄜延路钤辖吴舜臣违失其意，俄而迁涣镇宁留后、知恩州，舜臣降华州钤辖。众人皆言：中正所为审或如是，中正弄权已有明验。伏望圣兹详思臣言，凡欲知天下之事，当询访外庭之人。其王中正不可令勾当御药，或奸佞之臣豫设机谋，以经营两府者，必不可用。』光疏早入，晡后，以手诏问王中正事得之于何人，光即具奏：『中正有无此事，惟陛可以知之。阙门之外，何由知其虚实?若其果有此事，陛下得以为戒；若其无有，臣敢避妄言之罪?』光盖得之孙永，永亦尝以为言。上曰：『舜臣本隶温成阁，先帝尝言其不才。昨阅边臣姓名，舜臣在其中。朕自黜之，非缘中正也。』
九月己亥，司马光上疏：『窃闻边臣言赵谅祚部将轻泥怀侧，欲以横山之众攻谅祚归命。朝廷许令招纳。进谋者但言其利，不言其害。为今之计，莫若收拔贤俊，随材受任，以举百职。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，以修庶政。选择监司，澄清守令，以安百姓。屏绝浮费，沙汰冗食，以实仓库。询谋智略，察验武勇，以选将帅。申明阶级，剪戮桀黥，以立军法。料简骁锐，罢去羸老，以练士卒。全整犀利，变更苦窳，以精器械。俟百职既举，庶政既修，百姓既安，仓库既实，将帅既选，军法既立，士卒既练，器械既精，然后惟陛之所欲，为复灵、夏，取爪、沙，平幽、蓟，收蔚、朔，无不可也。』疏奏，上责枢密使文彦博曰：『轻泥怀侧，司马光何由知之?』且言光忿躁，欲加重责，始有复还翰林之议。壬寅，司马光对延和殿，言：『赵谅祚称臣奉贡，不当诱其叛臣，以兴边事。』上曰：『此外人妄传耳，无之。』光曰：『外人言杨定、高遵裕、薛向、王种建是策。』上曰：『数人者皆习边事，但使之安集熟户耳。』光曰：『王种多诡诈，尝嗾羌叛而招之以为功。今以其父用之，正如赵之将括耳。且陛下知薛向之为人否?』上曰：『知之。』光曰：『以为端方?以为险巧?』上曰：『固非端方士也，但以其知钱谷及边事。』光曰：『钱谷诚知之，河朔见钱抄至今为利。边事则未知也。』又言：『张方平文章之外，奸邪贪猥。』上曰：『有何实状?』光曰：『言之但皆在赦前耳，又审谛者不敢言，请言臣所目见者。』上作色曰：『朝廷每有除拜，众言辄纷纷，非朝廷好事。』光曰：『此乃朝廷好事也。知人，帝尧难之，况陛下新即位，万一用一奸邪，若台谏循嘿不言，陛下从何知之?此乃非好事也。』上曰：『卿何不言郭逵?』光曰：『言者已多，何必臣?若其才也，臣安敢与人朋党言事乎?』上曰：『逵内行不修。』光曰：『此谗人之言也，欲以暧昧之事中伤之，使之喑呜，无以自明，亦犹蒋之奇言欧阳修内乱。愿陛下但察逵之才不才而进退之，勿信谗言也。』上曰：『吴奎附宰相否?』光曰：『不知也。』上曰：『奎有罪否?』光曰：『奎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，但士论与奎而不与陶。』上曰：『结宰相与结人主孰为贤?』光曰：『结宰相为奸邪，然希意迎合、观人主趋向而顺之者，亦奸邪也。』上曰：『两府孰可留?孰可用?』光曰：『此乃陛下威权所当采择，小臣岂敢与闻?然居易以俟命者，君子也；由迳以求进者，小人也。陛下用人当用君子，不当用小人也。』
癸卯，右谏议大夫、权御史中丞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，滕甫为右谏议大夫、权御中丞。光言：『臣昨论张方平参知政事不协众望，臣识浅材下，其言既不足采，曏者仁宗时，包拯最名公直，与台谏官共言方平奸邪贪猥。欲知方平为贤为不肖，乞尽令检取包拯等言、方平奏章及开封府陈升之两处推勘刘保衡公案，并方平在秦州奏边上事宜状，即知臣所言，非一人私论也。所有新命，臣未敢祗受。』光等诰敕下通进银台司，吕公著且奏封驳[5]，上手诏谕光曰：『适得卿奏换卿禁林，复兼劝讲。倘谓因前日论奏张方平不当故有是命，非朕本意也。朕以卿经术行义为世所推，今将开延英之席，得卿朝夕讨论，敷陈治道，以箴遗阙，故命进读《资治通鉴》，此朕之意。吕公著所以封还者，盖不知此意耳。』于是取告敕直付閤门，趣光等令受。光又奏：『臣愚暗不达圣旨，又恐累吕公著上言。』上曰：『公著方正，朕使之掌银台，固虑诏令有失，欲其封驳耳，奈何罪之?』公著亦具奏：『臣近为降司马光等告敕以为不便，遂具封驳，窃知巳直降付閤门。朝廷既以臣言不当，显然黜责，其所降敕告，亦须经由本司。盖臣虽可罪，而此职终不可废。若因臣一言不当，遂使今后封驳之司不能复举其职，则是祖宗法度由臣而坏。』上手批公著奏：『可一两日求对来，当谕朕意，以释卿惑。』它日登对，上顾公著，谓曰：『朕以司马光道德学问，欲常在左右，非以其言事也。』又尝谓公著曰：『光方直，如愚阔何?』公著曰：『孔子上圣，子路犹谓之迂；孟轲大贤，时人亦谓之迂，况光岂免此名?大抵虑事深远，则近于迂矣。愿陛下更察之。』先是，御史台门无故自坏，后十余日而光罢。
吕诲劾王安石
熙宁二十四年四月戊戌，权知开封府滕甫知瀛州。甫以父讳辞，改知郓州。知瀛州李肃之为天章阁待制、知开封府。先是，知定州孙长卿岁满，上欲令甫与长卿易任。富弼、曾公亮未对，王安石独以为宜。弼请徐议之。既退，安石谓弼、公亮曰：『甫奸人，宜在外。』他日进见，上又欲令肃之代长卿，弼极称其才，公亮曰：『肃之不如长卿。』安石曰：『长卿细密，然两人者皆可试府事也。』于是命肃之代甫，而长卿再任知定州。甫性疏达，在上前论事，如家人父子，言无文饰，洞见肝膈，上待甫甚厚。时遣小黄门持短封御札问事，甫往往夸示于人，或见御札用字有误者，因谗甫以为扬上之短，上由是疏焉。安石尝与甫同考试，语言不相能，深恶甫，故极力排出之。甫之辞，言于上曰：『臣知事陛下而已，不能事党人。愿陛下少回当日之眷，无使臣为党人所快，则天下之事君为得，而事党人为无益矣。』上为改容。
五月癸未，郑獬知杭州，王拱辰判应天府，钱公辅知江宁府。獬与滕甫相善，王安石素恶之，目为『滕屠』、『郑沽』。尝言于上曰：『獬极险，不宜使在内。』故事，两制差除，必宰相当笔。时富弼在告，曾公亮出使西京，王安石遽自当笔，议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。御史中丞吕诲即奏曰：『侍臣者盖近于尊，实陛廉隆峻之级也。进之以礼，退之以礼，乃君臣之分，邦国之礼也。』宣徽使王拱辰言[6]：『陛下即政之初，还其旧官，委寄北都，召入供职，不闻有过。迁谪在外，臣不知陛下用何人荐论而召之?因何人訾毁而黜之?翰林学士郑獬在三班院，皆称公当，权府亦甚平允，不闻瘝旷，遽然补外，传闻见禁罪人喻兴与妻阿牛谋杀妇人阿李公事，獬不肯用新法理断，将欲论列，故有是逐。虽转官得郡，实夺其权也。知制诰钱公辅先因营救滕甫，遂罢谏院，今又被逐，盖甫与王安石素所不足，今无罪被黜，甚伤公议。龙图阁直学士韩贽代还未及两月，亟除知江宁，复又何名?臣不惜四人之去，所惜者朝廷之体无俾，权臣盗弄其柄。以臣言是，乞追还四敕；以臣言非，愿并臣屏逐。』又奏曰：『近除陆诜知成都府，就移吴中复知成德军。数日之间，差除特异。况宰相不书敕，本朝故事，未之闻也。传云御批付出，臣窃疑焉。陛下进退近臣必有常理，不应有加膝坠渊之意。如从执政进拟，则是自外制中，尤非圣哲驭下之体也。』上出诲奏示执政曰：『王拱辰等出，外间纷纭，知否?』赵抃、王安石皆曰：『不知。』上曰：『除拱宸宣徽使，自为再任，岂是拔擢?』又谓安石曰：『诲为人所使殊不知卿用心。』安石曰：『此三人者出，臣但愧不能尽理论情，暴其罪状，使小人知有所惮。不意言者乃如此！』丙戊，王安石以吕诲劾章乞辞位，上即封还其奏，令视事如故。
丁亥，安石具表谢，上又令中使抚谕趣入，安石亦称病乞告，上又再令中使趣入。甲午，安石乃入见。上谓安石曰：『诲殊不晓事，诘问又都无可说。』上又谓安石曰：『吕诲言卿每事好为异，多作横议，或要内批，以自质证，又诈妄希会朕意。此必是中书有人与如此说。朕与卿相知，如高宗、傅说，亦岂须他人为助?』安石曰：『高宗用傳说，起于匹夫版筑之中，所以能成务者，以旁招俊乂，列于庶位故也。』上曰：『近臣中只有吕公著，又与吕公弼相妨。』安石曰：『富弼在密院时，妇翁晏殊为相，此亦近例。如吕公著行义，陛下所知，岂兄弟为比周以负陛下?今富弼、曾公亮大抵欲不逆流俗，不更弊法，恐如此，难持以久安，难望以致治。』上亦患之。
六月丁巳，诏右谏议大夫、御史中丞吕诲落中丞，以本官邓州。前此诲上疏曰：『臣窃以大奸似忠，大诈似信。唯其用舍，系国休戚。知少正卯之才言伪而坚，顺非而泽，强记而博，非大圣孰能去之?唐卢杞，天下谓之奸雄，唯德宗不知，终成大患。所以知人之难，尧舜犹病。陛下即位之初，起王安石知江宁府，未几，召为学士，搢绅皆庆陛下得人。及参机务，命论未允。臣谨案：安石外示朴野，中藏巧诈，骄蹇慢上，阴贼害物，众所共知。今略疏十事。臣指陈猥琐，烦渎高明，诚恐陛下悦其不辨，久于倚毗，情伪不得知，邪正无复辩。大奸得路，群阴汇进，则贤者渐去，乱由是生。臣究安石之迹，固无远略，惟务改作，立异于人。徒文言而饰非，将罔上而欺下。臣窃忧之。误天下苍生，必斯人也，陛下图治之宜，当稽于众。方天灾屡见，人情未和，惟在澄清，不宜挠浊。如安石久居庙堂，必无安静之理，臣所以沥恳而言，不虞滨祸。况陛下志在刚断，察于隐伏，当质于士论，然后知臣言之中否。然诋讦大臣之罪，不敢苟逭，孤危若寄，职分难安。当复露章，请避怨敌。』疏奏，安石亦求去位。上赐安石诏曰：『昨日已曾面谕朕意，谓悉谅也。今得来奏，甚骇朕怀。今还卿来奏。天下之事当变更者，非止二三，而事事如此，奚政之为也?卿其反思职分之当然，无恤非礼之横议，视事宜如故。』安石既留，而诲坐贬。
八月癸卯，侍御史刘琦监处州盐酒税[7]，御史里行钱顗监衡州盐税[8]。初，御史知杂刘述及琦、顗等言：『窃见陛下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未逾半年，中外人情嚣然不安，盖以其专肆胸臆，轻易宪度，而无忌惮之心也。』时述坐判刑部缴敕札被劾未伏，故琦、顗先贬。顗将出台，于众坐骂孙昌龄曰：『平日士大夫未尝知君名，正以王安石昔居忧金陵，君为幕府官，奴事安石，故安石荐君、彭思永，得举为御史。今日亦当少念报国，奈何专欲附安石求美官?顗今得罪，分当远窜，君在后为美官。自谓得策耶?我视君犬彘之不如也!』遂拂衣上马。司马光言：『知杂御史刘述、集贤校理丁讽、审刑详议官王师元皆以执守谋杀刑名被劾，侍御史刘琦、钱顗皆以论执政降监酒税。彼谋杀已伤自首刑名，天下皆知其非。今朝廷既违众议而行之，又罪守官之臣，恐重失天下之心也。夫绁食鹰鸇，求其鸷也。执而烹之，将何月哉?如皮公弼，陛下明知其贪；阎充国，陛下明知其猥。二人皆以知县权发遣三司判官。及得罪而出，皆为知州。今琦、顗止以忤犯大臣降充监当，然则狂直之罪重于贪猥，得罪大臣甚于得罪陛下也?臣恐天下侧目箝口，以言为讳，威福下移，聪明壅蔽，非国之福。乞赦刘述勿劾，琦、皐与本资。』不报。
丙午，诏同修起居注范纯仁罢同知谏院。初，纯仁以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事不合，又申中书曰：『今日忽闻诏命，以台官刘琦等言多失实，事辄近名，擅去官曹，规喧朝听，各落御史，降充监当者，闻命之际，中外震惊，盖人臣以率职为忠，人君以纳谏为美，是以仁宗开言路，优容谏臣，执政不敢任情，小人不能害政，以致太平日久，亿兆归心。先帝容纳直言，未尝变色。是时吕诲等与纯仁为御史，亦尝擅纳告身，皆蒙慰谕。主上思绍先烈，而因二三执政不能以道致君，教化或失。其后先刑赏，或乖于轻重。中书藏其本末，但致外议喧腾，凡居言责之臣，敢不即时论奏?既许风闻言事，即是过失得知，而柄臣遂捃摭其罪，主上将何所赖?且参政以文学自负，议论得君专任己能，不晓时事，而又性类率易，轻信难回，举意发言，自谓中理。欲求近切功，忘其旧学。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，讲五霸富国强兵之术。尚法令则称商鞅，言财利则背孟轲。鄙老成为因循之人，弃公论为流俗之语。异己者指为不肖，合意者即谓贤能。所以荐薛向为周才，指吕诲为无用。主上无从谏之美，时政有揠苗之忧。曾相公年高不退，廉节已亏，且欲见容，惟务雷同，苟且旧好，拘文守法，今则一切依随。赵参政心知其非，而辞辩不及，凡事不能力救，徒闻退有后言，此皆朝廷大臣所为，安得政令无失?』公亮等以纯仁状进，又落起居舍人、同修起居注。
三年十二月辛酉，右谏议大夫、知邓州吕诲提举嵩山崇福宫。先是九月，上欲移诲知河南，命未下而寝。诲虽在外，遇朝廷有大得失，犹言之不置，于是以疾求闲，故有是命。
四年五月丙戌，右谏议大夫、提举崇福宫吕诲致仕。诲言：『臣本无宿疾，偶值医者用术乖方，殊不知脉候有虚实，阴阳有逆顺，诊察有标本，疗治有后先。妄投汤剂，率情任意，差之指下，祸延四肢，寝成风痹，遂艰行步。非只惮跌戾之苦，又将虞心腹之变，势亦及此，为之奈何?虽然，一身之微，固未足恤，其如九族之托，良以为忧。是思逃禄以偷生，不俟引年而送政。』盖以身疾谕朝政也。诲病亟，手书属司马光为墓铭，光往省之，至则目且瞑。光呼曰：『更有以见属乎?』诲张目强视之曰：『天下事尚可为，君实勉之！』遂卒。
诲卒在十日甲午，今并书。
哲宗元祐元年五月丁丑，侍御史刘挚言：『故谏议大夫吕诲为御史中丞，为人忠信刚正，立朝行己，有古人之节、大臣之风。在言路前后三黜，皆以击奸邪忤权势，最后尤以直道大义为公议所高。诲死于散地，在熙宁四年，官至侍从，朝廷未尝有所赠恤。诲之妻今在，生事微薄，有子皆碌碌小官。臣愚欲望圣慈嘉诲之有识敢言，不获用禄，不得及于世，哀其至节，特赐褒及，以表显之；录其诸孤，稍赐任使。非独以慰幽壤，盖亦以劝天下之忠义。』诏诲特赠通议大夫，男由庚与堂除合入差遣。
校勘记
[1]转运按察使 原本『转运』后衍『使』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五七删。
[2]刑部郎中 原本『郎中』二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九补。
[3]亳州 原本作『豪州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九改。
[4]及所请 原本此三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九改。
[5]封驳 原本作『对驳』，据文意改。
[6]王拱辰言 原本脱『言』字，据《续长编拾补》卷四补。
[7]盐酒税 原本作『监酒税』，《续长编拾补》卷五作『酒税』，注云：『《宋史》本纪作盐税。』
[8]盐税 原本作『监税』，据《续长编拾补》卷五改。
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九
神宗皇帝
王安石事迹上
皇佑三年五月庚午，宰臣文彦博等言：『臣等每因进对，尝闻德音，以搢绅之间多务奔竞，非裁抑之，则无以厚风俗。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，躁求者庶几知耻。伏见殿中丞王安石，进士第四人及第。旧制一任还，进所业求试馆职。安石凡数任，并无所陈，朝廷特令召试，亦辞以家贫亲老。且馆阁之职，士人所欲，而安石恬然自守，未易多得。乞特赐甄擢。』诏召安石赴阙，俟试毕特取旨。安石辞不就。
至和元年九月，殿中丞王安石为群牧判官。安石力辞召试，有诏与在京差遣。及除群牧判官，安石犹力辞，欧阳修谕之，乃就职。
嘉祐三年十月甲子，提点点【杰按：衍一点字。】江南东路刑狱、祠部员外郎王安石为度支判官。安石献书万言，极陈当世之务，其略曰：『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，而风俗日以衰坏，患在不知法度故也。』又曰：『今之失，患在不法先王之政。法先王之政者，当法其意而已。法其意，则吾所改易更革，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，嚣天下之口，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。』又曰：『方今天下之才不足，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?方今之急，在于人才而已。』又曰：『人之才，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。所谓陶冶而成之者，亦教之养之，取之任之，有其道而已。』又曰：『今之教者，非特不能成人之才，又从而困苦毁坏之，使不得成才。』又曰：『因天下之力，以生天下之财；取天下之财，以供天下之费。自古治世，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，患在治财无其道尔。』又曰：『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矣，而闾巷草泽之间，亦少可用之才，非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。社稷之托，封疆之守，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，而无一旦之忧乎?臣愿陛下鉴汉、唐、五代之所以乱亡，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，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人才，虑之以谋，计之以数，为之以渐，期合于当世之变，而无负于先王之意，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。』又曰：『陛下诚有意成天下之才，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，又愿陛下断之而已。不曰臣之所称，流俗之所不讲，而今之识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。惟陛下留神而察之。』
四年五月，度支判官、祠部员外郎王安石累除馆职，并辞不受。中书门下具以闻。
诏令直集贤院，安石犹累辞，乃拜。
五年十一月辛亥，度支员外郎直秘阁判度支勾院司马光、度支判官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。光五辞而后受，安石终辞之，最后有旨，令閤门吏赍敕就三司授之。安石不受，随而拜之，安石避于厕，吏置敕于案而去。安石遣人追还之。朝廷卒不能夺。
六年六月戊寅，度支判官、刑部员外郎、直集贤院、同修起居注王安石知制诰。初，安石辞修起居注，既得请，又申命之，安石复辞，至七八乃受，于是径迁知制诰，安石遂不复辞官矣。尝有诏：『今后舍人院不得申请除改文字。』安石与同列言：『窃以为舍人者，陛下近臣，以典掌诰命为职。百司之事，所当参审。若词头所批事情不尽而不得申请，则是舍人不复行其职事，而事无可否，听执政所为。自非执政大臣欲倾侧而为私，则立法不当如此。前日具论，承蒙陛下省察，而至今未奉指挥，臣等不知陛下以为是，而不改乎?将不必以为是，而特以出于执政大臣所建而不改乎?将陛下视臣等所奏未尝可否，而执政大臣自持其议而不肯改乎?以为是而不改，则臣等考寻载籍以来，未有欲治之世，而设法蔽塞近臣议论之端如此者也。不必以为是而特以出于执政大臣所建而不改，是则陛下不复考问义理之是非，一切苟顺执政大臣所为而已也。若陛下视臣等所奏未尝有所可否，而执政大臣自持其议而不肯改，则是政已不自人主出，而天下之公议废矣。此所以臣等倦倦之义不能自已者。』又曰：『方今大臣之弱者，则不敢为陛下守治，以忤谏官、御史，而专力持禄保位之谋；大臣之强者，则挟圣旨，造法令，恣行所欲，不择义之是非，而谏官、御史亦无敢忤其意者。』又曰：『陛下以臣等所言为是，则宜以至诚恻但欲治念乱之心考覈大臣，改修政事，则舍人院不得申请除改文字指挥为不当先改矣。若以臣等所言为非，则臣等狂瞽，不知治体，而诬谤朝廷政事，当明加贬斥，以惩妄言之罪，别选才能通达之士以备从官。伏乞详酌，早赐指挥。』安石由是与执政忤。
七年十月甲午，知制诰王安石同勾当三班院。先是，安石纠察在京刑狱，有少年得斗鹑，其同侪借观之，因就乞之，鹑主不许，借者恃与之狎昵，遂携去。鹑主追及之，踢其胁下立死。开封府按其人罪当偿死，安石驳之曰：『按律：公取、窃取皆为盗。此不与而彼强携以去，乃盗也。此追而欧之，乃捕盗也。虽死，当勿论。府司失入平人，为死罪。』府官不伏，事下审刑、大理详定，以府断为是。有诏安石放罪。旧制：放罪者皆诣殿门谢。安石自言：『我无罪，不谢。』御史台及閤门累移牒趣之，终不肯谢，台司因劾奏之。执政以其名重，释不问，但徙安石他官。治平四年正月，神宗即位。闰三月，工部郎中、知制诰王安石既除丧，诏安石赴阙。安石累引疾乞分司。上语辅臣曰：『安石历先帝朝，召不起，或以为不恭。今召又不起，果病耶?有要耶?』曾公亮对曰：『安石文学器业，时之全德，宜膺大用。累召不起，必以疾病，不敢欺罔。』吴奎曰：『安石向任纠察刑狱，争刑名不当，有旨释罪，不肯入谢，意以为韩琦沮抑，以故不肯入朝。』公亮曰：『安石真辅相之才，奎所言荧惑圣听。』奎曰：『臣尝与安石同领群制，备见其临事迂阔，且护短。万一用之，必紊乱纲纪。公亮荧惑圣听，非臣荧惑圣听也。』上未审，奎重言之。癸卯，诏安石知江宁府。众谓安石必辞，及诏到，即诣府视事。或曰：『公亮力荐安石，盖欲以倾韩琦也。』龙图阁直学士韩维言：『臣今日闻除王安石知江宁府，然未知事之信否?若信然者，臣窃以为非所以致安石也。何则?安石知道守正，不为利动。其于出处大节，料已素定于心，必不妄发。安石久病不朝，今若才除大郡，即起视事，则是安石偃蹇君命，以要自便。臣固知安石之不肯为也。又其精神可以为一大郡，而反不能奉朝请，从容侍从之地，岂寔人情?臣久知安石之不肯为也。所可致者惟有一事，即陛下向所宣谕、臣向所开陈者是也。若人君始初践祚，慨然想见贤哲，以图天下之治，孰不愿效其忠，伸其道哉?使安石甚病而愚则已，若不至此，必翻然而来矣。臣窃恐议者以为安石可以渐致而不可以猝召。若如此，是诱之也，是不知安石者之言也。惟贤者可以义动而不可以计取。陛下稽古讲道，必于此理粲然不惑，惟在断而行之，毋以前议为疑[1]，则天下幸甚!』
韩维论王安石，据维奏议具载之，足明安石进退失据也。
九月戊戌，知制诰、知江宁府王安石为翰林学士。安石即受命知江宁，上将复召用之。尝谓吴奎曰：『安石真翰林学士也！』奎曰：『安石文行，寔高出于人。』上曰：『当事如何?』奎曰：『恐迂阔。』上弗信，于是卒召用之。
熙宁元年四月乙巳，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。上谓安石曰：『朕久闻卿道术德义，有忠言嘉谋，当不惜告朕，方今治当何先?』对曰：『以择术为始。』上问：『唐太宗何如主?』对曰：『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。唐太宗所知不远，所为不尽合法度，但乘隋极乱之后，子孙又皆昏恶，所以独见称于后世。道有升降，处今之世，恐须每事以尧舜为法。尧舜所为，至简而不烦，至要而不迂，至易而不难，但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，故常以尧舜力高而不可及，不知圣人经世立法，常以中人为制也。』上曰：『卿可谓责难于君矣。然朕自视眇然，恐无以副卿此意。卿可悉意辅朕，庶几同济此道。』上问安石：『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，粗致太平，以何道也?』安石退而奏书，其略曰：『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，而周知人物之情伪。指挥付托，必尽其材；变置施设，必当其务，故能驾驭将帅，训齐士卒。外以扞寇盗，内以平中国，于是除苛赋，止虐刑，废强横之藩镇，诛贪残之官吏，躬以简俭为天下先。其于出政发令之间，一以安利元元为事。太宗承之以聪武，真宗守之以谦仁。以之仁宗、英宗，无有逸德，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。仁宗在位，历年最久。臣于时寔备从官，施为本末，臣所亲见。仁宗之为君也，仰畏天，俯畏人，宽仁恭俭，出于自然，而忠恕诚悫，始终如一，未尝妄兴一役，未尝妄杀一人。断狱务在生之，而特恶吏之残扰，宁屈己弃财于寇敌，而终不忍加兵。刑平而公，赏重而信。纳用谏官、御史，公听并观，而不蔽于偏、至之谗，因任众人耳目，拔举疏远，而随之以相坐之法。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，而无亲友群臣之义。人君朝夕与处，不过宦官女子；出而视事，又不过有司之细故，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，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，以措之天下也。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，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，名实之间有所不察。君子非不见贵，然小人亦得厕其侧；正论非不见容，然邪说亦有时而用。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，而无学校养成之法；以科名资格叙朝廷之位，而无官私课试之方。监司无检察之人，守将非选择之吏，转徙之亟，既难于考绩，而游谈之众，因得以乱真。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，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，故上下偷惰，取容而已，虽有能者在职，亦无以异于庸人。农民坏于差役，而未尝特见救恤，又不为之设官，以修其水土之利。兵士杂于疲老／而未尝申敕训练，又不为之择将，而久其疆埸之权。宿衙则聚卒伍无赖之人，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。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，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。其于理财，大抵无法，故虽俭约而民不富，虽勤忧而国不强。赖非寇敌昌炽之时，复又无尧汤水旱之变，故天下无事，过于百年。虽曰人事，亦天助也。盖累圣相继，仰畏天，俯畏人，宽仁恭俭，忠恕诚悫，此其所以获天助也。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资，承无穷之绪。知天助之不可常，知人事之不可怠，然则大有为之时，正在今日。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，而苟逃忌讳之诛。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，天下之福也。』明日，上谓安石曰：『昨阅卿所奏书至数遍，可谓精画计，治道无以出此。所条众失，卿必已一一经画，试为朕详见设施之方。』对曰：『遽数之不可尽，愿陛下以讲学为事。讲学既明，则设施之方，不言而自喻。』上曰：『虽然，试为朕言之。』于是为上略陈设施之方。上大喜，曰：『此皆朕所未尝闻，他人所学，固不及此。能与朕一一为书条奏否?』对曰：『臣已尝论奏，陛下以讲学为事，则诸如此类，皆不言而自喻。若陛下择术未明，寔未敢条奏。』上曰：『卿今所言已多，朕恐有遗忘，试录今日所对以进。』安石唯唯而退[2]，讫不复录所对以进。
七月丁丑，布衣王安国赐进士及第，仍注初等职官。先是，枢密副使韩绛、邵亢献安国所著《序言》五十篇。上手诏：『安国翰林学士王安石之弟，久闻其行义学术为士人推尚。近阅《序言》，文辞优赡，理道该明，可令舍人院召试。』试入第三等下，故命以此。
八月甲寅，迩英讲读罢，上独留王安石与语。两府不敢先出以俟之，至晡后乃出。癸亥，迩英讲读罢，上又独留王安石赐坐。
十月壬寅，诏讲筵权罢《礼记》，自今令讲《尚书》。先是，王安石讲《礼记》，数难《记》者之非是。上以为然，曰：『《礼记》既不当法言，择其有补者讲之，如何?』安石对曰：『陛下必欲闻法言，宜改他经。』故有是诏。是日，上因留安石坐，曰：『且欲得卿议论。』上曰：『唐太宗必得魏郑公，刘备必得诸葛亮，诚不世出之人也。』安石对曰：『陛下诚能为尧舜，则必有咎、夔、稷、高；陛下诚能为高宗，则必有傳说。魏郑公、诸葛亮，皆有道者所羞，何足道哉!』
熙宁二年二月庚子，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、参知政事。先是，安石见上论天下事。上曰：『此非卿不能为朕推行。朕须以政事烦卿，料卿学问如此，亦欲施设，必不固辞也。』安石对曰：『臣所以来事陛下，固愿助陛下有所为。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，在廷少善人[3]，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[4]，而无所知；奸人则恶直丑正，而有所忌。有所忌者唱之于前，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，虽有昭然独见，恐未及效功，而为异论所胜。陛下诚欲用臣，恐不宜遽，谓宜先讲学，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，然后用之，庶几能粗有所成。』上曰：『朕知卿久，非适今日也。人皆不能知卿，以为卿但知经术，不可以经世务。』安石对曰：『经术者，所以经世务也。果不足以经世务，则经术何赖焉?』上曰：『朕仰慕卿道德甚至。有以助朕，勿惜言。不知卿所施设，以何为先?』安石曰：『变风俗，立法度，方今所急也。凡欲美风俗，在长君子，消小人，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。《易》以《泰》者通而治也，《否》者闭而乱也。闭而乱者，以小人道长；通而治者，以小人道消。小人道消，则礼义廉耻之俗成，而中人以下变为君子者多矣。礼义廉耻之俗坏，则中人以下变为小人者亦多矣。』上以为然。
四月丁未，上初欲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曾公亮因荐之。参知政事唐介曰：『安石恐难大任。』上曰：『卿谓文学不可任耶?经术吏事不可任耶?』介白：『非谓此也。安石好学而泥古，议论迂阔。若使为政，恐多所变更，必扰天下。』退至中书，谓公亮等曰：『异日安石之言果用，天下困扰，诸公当自知之耳。』时执政进除目，上久之不决，既数日，乃曰：『朕问王安石，以为然，可即施行。』介曰：『陛下比择大臣，付以天下之事。此中书小小迁除，陛下尚未以为信，虽广询博访，亦宜谨密。今明白如此，使中书政事决可否于翰林学士。臣近每闻陛下宣谕：某事问安石以为可，即施行；某事以为不可，未得施行。如此，则执政何所用?必以臣为不才，当先罢免。此语传之天下，恐非信任体也。』安石既执政，奏言：『中书处分事用札子，皆言奉圣旨，不中理者常十八九。不若令中书自出牒，不必称圣旨。』上愕然。介曰：『太宗时，寇准用札子迁冯拯等官不当，拯诉之。太宗曰：「前代中书有堂牒指挥事，乃权臣假此以威福天下。太祖朝赵普为相，堂牒重于敕命，寻令削去。今复置札子，何异堂牒?」张洎因言：「札子乃中书行遣小事，若废之，则别无公式。」太宗曰：「大事则降敕，其当用札子，亦须奏裁，此所以称圣旨也。」今安石不欲称圣旨，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也。使执政皆忠贤，犹为人臣擅命，义亦难安。或非其人，岂不害国政?』上曰：『太宗制置此事极当。』及安石议谋杀人伤者许首，介数与安石争论于上前。介曰：『此法天下皆以为不可首，独曾公亮、王安石以为可首。』安石曰：『以为不可首者，皆朋党耳。』安石强辩，上主其语。介不胜愤闷，居顷之，疽发背而卒。吕诲劾王安石（见本事）。王安石信吕惠卿（见本事）。王安石毁苏轼（见本事）。推陈升之为相（见《三司条例司》）。
三年二月，韩琦言青苗不便。上疑其事，安石称疾不出（详见《论青苗法》）。上欲置司马光西府，安石谓为异论之人立赤（详见《论青苗法》）。
三月己未，上谕王安石曰：『闻有三不足之说否?』王安石曰：『不闻。』上曰：『陈荐言外人云：今朝廷谓天变不足惧，人言不足恤，祖宗之法不足守。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，专指此三事，此是何理?朝廷亦何尝有此?已别作策问矣。』安石曰：『陛下躬亲庶政，无流连之乐、荒亡之行，每事惟恐伤民，此亦是惧天变。陛下询纳人言，无小大，惟言之从，岂是不恤人言?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，苟当于理义，则人言何足恤?故《传》称：礼义不愆，何恤于人言?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。故小不忍致大乱，乃诗人所刺，则以人言为不足恤，未过也。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，则固当如此。且仁宗在位四十年，凡数次修敕，若法一定，子孙当世世守之，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?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，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。今陛下试如此，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。』
四月己卯，吏部侍郎、枢密副使韩绛参知政事。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，尝赞
上曰：『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，皆至当之言，可用，陛下宜深省察。』故安石尤德之。
九月庚子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、平章事曾公亮为司空兼侍中、河阳三城节度使、集禧观使。公亮初荐王安石可大用，及同执政，知上方向安石，阴助之，而外若不与同者。置条例司更张众事，一切听之。每遣其子孝宽与安石谋议，至上前无所异，于是上益专信任。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朝廷，公亮曰：『上与安石如一人，乃天也!』
十二月丁卯，右谏议大夫、参知政事王安石为礼部侍郎、平章事。
四年正月辛亥，著作佐郎朱明之为崇文院校书。明之，王安石妹婿也。
四月甲戌，上谓王安石曰：『人不能无过失，卿见朕有过失，但极口相救正，勿存形迹。』安石谢曰：『当尽死力，不敢存形迹。』上虑难济，安石曰：『此在陛下，不可以它求。』又曰：『陛下圣德日跻，风俗会丕变，何忧难济?』
五月庚戌，王安石既对，留身请去，上固留之，曰：『风俗久坏，不可猝正。事方有绪，卿如何却要去?且体念朕意，不须恤流俗纷纷。』安石曰：『臣材薄，恐误陛下属意。试观前代兴王，亦有为政数年而风俗不改、纪纲不立如今者乎?』上曰：『前代或因衰乱，方人情急迫，为之解患释难，所以易；今颓坏之俗已久，方收敛使就法度，则不得不难。其纷纷亦固宜，但力行不变，自当改。如富弼事，向时宜有按劾，今乃按治。如此等事行之已多，人情恐渐变。』安石曰：『以臣所见，似小人未肯革面。臣愚以为陛下诚能洞见群臣情伪，操利害以御之，则人孰敢为难?但朝廷之人莫敢为邪，即风俗立变，何忧纪纲不立?』
六月甲子，知蔡州欧阳修为太子少师、观文殿学士致仕。修以老病，数上章乞骸骨。冯京固请留之，上不许。王安石曰：『修附丽韩琦，谓韩琦为社稷臣，尤恶纲纪立、风俗变。』上曰：『修为言事官，独能言事。』安石曰：『以其后日所为考其前日用心，则恐与近日言事官用心未有异。』王珪曰：『修若去位，众必籍以为说。』上曰：『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，众说何足恤?修顷知青州，殊不嘉。』安石曰：『如此人，与一州则坏一州，留在朝廷，则附流俗坏朝廷。必令留之，何所用?』上以为然。杨绘言：『今旧臣告归或屏于外者悉未老，范镇年六十三，吕诲五十八，欧阳修六十五而致仕，富弼六十八而被劾引疾，司马光、王陶皆五十而求闲散。陛下可不思其故耶?』又言：『两制多阙员，堂陛相承不可少。』众皆以绘言为然。王安石曰：『诚如此，然要须基能承础，础能承梁，梁能承栋，栋乃承堂。以粪壤为基，烂石为础，朽木为柱与梁，则室坏矣。』上笑。
八月己卯，前旌德县尉王雱为太子中允、崇政殿说书。雱，安石子也，为人剽悍，无所顾忌。安石与弟安国白首穷经，夙夜讲诵琢磨，雱从旁剽闻习熟，而下笔贯穿，未冠，已著书数十万言。年十三时，得秦州卒言洮河事，叹曰：『此可抚而有也。使夏人得之，则吾敌强而边受患博矣!』故安石力主其议。治平四年，雱举进士，授旌德尉。未赴作策三十余篇，极论天下事，皆安石辅政所施行。又作《老子训传》及《佛书义解》，亦数万言。有以雱书闻者，于是安石方奉祠，上遽召见，而有是命。安石亦喜雱得亲近能助己，因不复辞。
十月壬申，前武昌节度推官王安国为崇文院校书。安国自西京国子监教授官满至京师，上以安石故召对，谓安国曰：『卿学问通古今，汉文帝何如主也?』对曰：『三代以后，贤主未有如文帝者。』上曰：『但惜其才不能立法更制尔。』对曰：『文帝自代来，夜入未央宫定变，故于呼吸俄倾之际，诸将武夫皆帖息待命，恐无才者不及是。然能用贾谊言，待群臣有节，专务以德化民，海内兴于礼义，几致刑措，使一时风俗耻言人过，则文帝加有才一等矣。』上曰：『王猛佐苻坚，以蕞尔国而令必行。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，何也?』对曰：『王猛睚眦之忿必报，专教苻坚以峻刑法杀人为事，此必小臣刻薄，有以误陛下者。愿专以尧、舜、三代为法，理顺而势利，则下岂有不从者乎?』又问：『安石秉政，外论谓何?』对曰：『但恨聚敛太急，知人不明耳。』上默然不悦。安国初召对，人以为必得经筵，由是别无恩命。久之，乃得馆职。安国为国子监教授，颇溺于声色。时安石在相位，以书戒之曰：『宜放郑声。』安国复书曰：『安国亦愿兄远佞人也。』又尝力谏安石以：『天下洶洶，不乐新法，皆归咎于兄，恐为家祸。』安石不听。安国哭于影堂曰：『吾家灭门矣!』又尝责曾布以误惑丞相，更变法令。布曰：『足下人之子弟，朝廷变法，何预足下事?』安国勃然怒曰：『丞相，吾兄也。丞相之父，即吾父也，丞相由汝之故杀身破家，戮及先人，发掘邱陇，岂得不预我耶?』
五年正月辛丑，司天监灵台郎亢瑛言：『天久阴，星失度，宜罢免王安石，于西北召拜宰相。斥安石姓名署字，引童谣证安石且为变。仍乞宣问西、南京留台张方平、司马光，并都知、押班、御药看详所奏，及禀太皇太后。』上以瑛状付中书，安石遂谒告。冯京等进呈，送英州编管。上批令刺配英州牢城，安石翼日乃出。壬寅，上批：『送中书画旨施行事，止用申状。或检正官取索到文字，此事体不便，可检会熙宁三年条约遵守。』先是，三年，有诏：须急速公事，方得用申状施行。王安石曰：『近缘河上事急速，所以只用申状施行，且用申状施行，亦必得旨乃如此，即于事体未有所伤，理分不为专，辄但要事务早集而已，非过也。臣窃观陛下所以未能调一天下，兼制寇敌，止为不明于帝王大略，非谓如此小事有所不察也。』上曰：『天下事，只要赏罚当功罪而已。若赏罚或以亲近之故，与疏者所施不同，则人不服。』安石曰：『臣自备位以来，每自省念，惟断法官罪与在外官失出人人罪不同，盖以为不如此，即法官不可为，非敢私之也。它即不省觉。乞宣谕，令臣得以思愆。』上曰：『法官即当如此。』安石曰：『法官之外，不知陛下所见闻何事?』上曰：『朝廷固无阿私，但外方似未免有用意不均事，如勘河决事，乃独遗程昉。』安石曰；『陛下已令分析，但恐有说，缘防开漳河，后来又在京师提举淤田，当以此故不勘。兼程昉要作第五埽堤，被外监丞不肯，所以致河决。昉恐不当勘。』上曰：『如此亦合声说?』安石曰：『若不当勘，又何须声说?纵失声说，亦有何利害?未得为阿私伤政体。陛下修身齐家，虽尧、舜、文、武亦无以过。至于精簿书刀笔之事，群臣固未有能承望清光。然帝王大略，似当更讨论。今在位之人，有事韩琦、富弼如仆妾者，然陛下不能使之革面。契丹非有政事也，然夏国事之极为恭顺，未尝得称国主。今秉常又幼，国人饥馑，困弱已甚，然陛下不能使之即叙，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。此非不察于小事也，乃不明于帝王大略故也。臣蒙陛下加奖，拔擢在群臣之右，臣但敢言不欺陛下，若言臣为陛下自竭，即实未敢，缘臣每事度可而后言，然尚或未见省察。臣若自竭，陛下岂能察臣用意?此臣所以不敢自竭。臣尚不敢自竭，即知余人未见自竭者。忠良既不敢自竭，而小人乃敢为诞谩，自古未有如此而能调一天下，兼制寇敌者。如臣者又病疾，屡与冯京、王珪言：虽荷圣恩，然疾病衰惫，耗心力于簿书期会之故，已觉不逮，但目前未敢告劳，然终恐不能上副陛下责任之意。』上默然良久，乃曰：『朕欲卿文字宜早录进。』安石曰：『臣所著述多未成就，止有训诂文字，容臣缀缉进御。』
二月甲寅，上谓安石曰：『举官多苟且不用心，宜严立法制。』安石曰：『举官法制今已略备，不知更欲如何?』上曰：『如举监场务官，增剩则举者当预其赏，亏欠则当预其罚。』上又言：『三司判官当督察。』安石曰：『中书于诸司非不考察，须自陛下唱率。若陛下于忠邪情伪勤怠之际每示优容，但令如臣者督察，缘臣道不可过君，过则于理分有害。且刑名法制，非治之本，是为吏事，非主道也。精神之运，心术之化，使人自然迁善远罪者，主道也。今于群臣邪正情伪勤怠未能明示好恶，使知所劝惧，而每事专仰法制，固有所不及也。当更讲论帝王之道术而已。若不务此，而但欲多立法制，以驭群臣，恐不济事。』
五月辛卯，上论人有才不可置之闲处，因言汉武亦能用人才。王安石曰：『武帝所见下，故所用将帅即止卫、霍辈，至天下户口减半，然亦不能灭匈奴。』上曰：『武帝自为多欲耳。』安石曰：『欲亦不能害政，如齐桓公，亦多欲矣，而注厝方略，不失为霸于天下，能用人故也。』上曰：『汉武至不仁，以一马之欲，劳师万里，侯者七十余人，视人命若草芥，所以户口减半也。人命至重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岂可如此?』是日，王安石留身乞东南一郡，上甚怪安石如此，曰：『卿所以为朕用者，非为爵禄，但以怀道术可以泽民，不当自埋没，使人不被其泽而已。朕所以用卿，亦岂有它?天生聪明，所以义民，相与尽其道以义民而已，非以为功名也。朕顽鄙，初未有知，自卿在翰林，始得闻道德之说，心稍开悟。卿，师臣也，断不许卿出外！』
陈瓘论曰：『熙宁之初，神考以安石为贤。自邓绾黜逐以后，不以安石为贤矣。安石退而著书，喷郁怨望。当此时，傲然自圣，于是书托圣训之言曰：「卿，朕师臣也。」又曰：「君臣之义重于朋友。朕既与卿为君臣，宜为朕少屈。』此等不逊之言托于圣训，前后不一。又谓吕惠卿亦师臣也，又谓如常秩者，亦当屈己师之。惠卿师臣，则假曾公亮之言；常秩可师，则假张戬之言。神考尝谓常秩不识去就，安石亲闻此训，书于《日录》，岂有不识去就之人而可以为圣主之师乎?况张戬言行出处自有本末，岂有崇奖不识去就之人而请圣主以师之哉?神考以尧舜之道光宅天下，高厚如天地，光明如日月，安石乃欲与吕惠卿、常秩俱为师臣，轻慢君父，不亦甚乎?其事矫伪，臣故系之于寓言。』
六月。先是，东上閤门使、枢密都承旨李评喜论事，往往施行。然天资刻薄，中外侧目。又尝言助役法以为不可，王安石尤恶之。初，紫宸上寿，旧仪但言枢密、宣徽、三司副使不坐，而故事亲王、皇亲并坐，唯集英大宴，乃有亲王、驸马都尉不坐之仪。时评定《新仪》，初无改易，而遽劾閤门吏不当令亲王、皇亲、驸马于紫宸预坐，以为不遵新制。贾佑、马仲良皆坐免官。王官石具奏评所定自不明，而辄妄加他人以罪；而评诉上前，自谓所论列非不当。安石执奏閤门官吏无罪。上曰：『若新仪制果不明，亦非独评罪。』安石曰：『中书但言新仪制不明，固未尝专罪李评。评所定仪制既如此不明，乃妄劾閤门官吏，此则评之罪也。』上曰：『评固有罪，然亦未可姑罪评也。』安石遂留身，乞东南一郡，上即不许。至丁卯，安石恶李评，必欲去之。既辩其《上寿新仪》不可用，谓閤门吏不当劾，而閤门吏因言：『评所备《新仪》卒不可用，遇不可辄擅改。』于是中书取《新仪》看详，其间如政元会，殿前等三帅起居皆非是。及三帅论其不可，评又擅令用旧仪而不奏，至中书责问，仍迫取吏人状云：『使、副已令申举。然至今不曾申举。』吏又云：寔未尝为使、副指挥。又沈衡判刑部，评已令告谢。及杜统判刑部，评乃止之。中书诘其故，辄诋云：『仪制在中书，无所检用，方欲申禀，然中书先所取仪制乃其副也。』安石具以白上曰：『评诞谩大抵类此。』上曰：『弟恐评有说。』安石曰：『陛下若偏听，则评必有说。若推鞫，即明见欺罔之状。』上令送宣徽院取勘，已而上批：『閤门失点检二事，寻召问评等[5]，更无他辞，并各引罪。纵加推鞫，不过如此。其狄谘、张诚一止是偶失点检，罪可矜恕，皆由评故，至此滋蔓。若不罢去，事必愈多，烦费推求，何日穷已?可令评更不管勾閤门事。余悉放。』己巳，王安石谒告。上令冯宗道抚问安石，因附表札请解机务。上怪安石求去，安石曰：『疲疾不任劳剧，兼任事久，积中外怨恶多，又人情容有尘壅。』上曰：『卿从来岂畏人怨恶者?人情有何壅塞?得非为李评事?』安石曰：『臣所怀具如奏状，所陈非有它也。』上曰：『卿无乃谓朕有疑心?朕自知制诰知卿，属以天下事。如吕诲比卿少正卯、卢杞，朕固知卿，不为吕诲所惑。』安石曰：『臣平生操行本不为人所疑，仁宗朝知制诰，只一次上殿，与大臣又无党。及蒙陛下拔擢，曾未及一两月，初未尝有所施为，吕诲乃便以方卢杞，此不待陛下聪明，然后可知其妄。若任事久，疑似之迹多，而谗诬之人或过于吕诲，即臣未敢保陛下无疑也。』上曰：『吕公著与卿交游至相善，然言韩琦，必以兵讨君侧恶人，朕亦不为公著所惑。』安石曰：『公著此言，亦非特陛下聪明然后可辩。明明在上，岂有如此之礼?』上曰：『卿之所存，虽朋友未必知，至于众人，见朕与卿相知如此，亦皆不知其所以。朕与卿相知，近世以来所未有，所以为君臣者，形而已。形固不足累卿，然君臣之义固重于朋友。若朋友与卿要约勤勤如此，卿亦宜为之少屈。朕既与卿为君臣，安得不为朕少屈?』安石曰：『大臣久擅事，未有无衅者。及其有衅然后求去，则害陛下知人之明，又伤臣私义。』上固留之。比三四退，上又固留，约令入中书。安石复具奏，而閤门等处皆有旨不许收接安石文字。甲戌，王安石见上，曰：『陛下不许臣去，臣不敢固违圣旨。然臣寔病，若更黾勉半岁不可强，即须至再烦圣听。』上曰：『卿许朕就职甚善，如何却半年后又乞出?且勿如此。』
七月，前处州缙云县尉、编修三司敕并诸司库务岁计及条例删定官郭逢原上书曰：『臣窃观自周文、武以还，盛德有为之主，固无如陛下，而怀道之士，由孔、孟而后，如王安石者，亦未之有也。然臣尚有疑者，殆恐顾遇师臣之礼，有未隆者焉。古者天子尊师之礼，有隆而无替；君臣之分，有时而不行。陛下固以师臣待安石矣，而使之五鼓趋朝，仆仆北面而亟拜，奔走庭陛，侍立左右，躬奏章牍，一切与百僚胥吏无别。遇师臣之礼未极优异，尚守君臣之常分，臣之所未喻也。』又上疏曰：『臣闻能自得师者王。古圣人未尝无师。孟子称尧所以待舜之礼，可谓至矣。以齿则尧长，以爵则舜贱，以德则舜固无以加于尧者，而尧尚尊礼之如此。今区区之末礼，于安石尚如有惜，不明示于天下，此臣之所以未喻宰相代天理物无所不统，未闻特设事局补除官吏，而宰相不预者也。今之枢府是矣。臣愚以为当废去枢府，并归中书，除补武臣，悉出宰相。军旅之事，各责其师。合文武于一道，归将相于一职，复兵农于一民，此尧舜之举也。今王安石居宰辅之任，朝廷有所建置于天下，特牵于枢府而不预，则臣恐陛下任安石者，盖不专矣。』疏奏，上甚不悦。他日，谓安石曰：『逢原必轻脱。』安石曰：『陛下何以知之?』上曰：『见所上书，欲并枢密院，废募兵。』安石曰：『人才难得，如逢原亦且晓事，可试用也。』
闰七月，御史张商英言：『判刑部王庭筠立法；应蝗蝻为害，须捕尽乃得闻奏。今大名府、祁、保、邢、莫州、顺安、保定军所奏凡四十九状，而三十九状除捕采尽。进奏院以不应法，不敢通奏。且蝗蝻几遍河朔，而邸吏拘文，封还奏牍，欲俟其扑除尽静，方许以闻，则陛下欲于此时恐惧修省，以上答天戒而下恤民隐，亦晚矣。惟陛下裁省御批。近亦据瀛州安抚司奏：本司近据辖下诸州县申到飞蝗蝻虫，遂具奏，并准进奏院递回，称近制安抚司不得奏灾伤。必是缘此条约之故。可速除去，仍令进奏院遍指挥诸路安抚、转运司并辖下州、府、军、监、县令，后应有灾伤，并仰所在画时闻奏，以称朝廷寅威天戒、遇灾恐惧之意。』王安石曰：『条贯已令本州、提点刑狱、转运司申奏，安抚司自不须奏。』上曰：『安抚司奏何害?』安石曰：『朝廷令本州及转运司奏，已是两处奏，亦足矣。更令提点刑狱司奏，诚太多。一处有蝗虫，陛下阅六七纸奏状，如此劳弊精神，翻故纸，何如惜日力、深思熟讲御天下大略?只如经略安抚司有何合经制事，却须要管勾奏灾伤状作甚?』上笑。
陈瓘论曰：『神考当旱暵之时，遇灾而惧，天下蝗虫之奏，皆欲览焉。四方奏状已至京师，而奏邸却之，不得通奏，以新立不得奏蝗之法故也。创立新法，疑误奏邸，壅天下之情，启蒙蔽之患，此宰相之过举，台谏之所当言也。神考用台谏之言，改不得奏蝗之法，所以恤民隐而开壅蔽也。而安石乃奏曰：「不知何用，更令安抚司吏人枉费纸笔，近铺虚费脚力?」又：「一处有蝗虫，陛下阅六七纸奏状，如此劳弊精神，翻故纸，何益?何如惜取日力，深思熟讲御天下大略。」呜呼!是何言欤?是何言欤！汉宣帝时，郡国不上灾变，则丞相魏相辄奏言之，故天下无蒙蔽之患。神考曰：「汉之文、宣，孔子所谓吾无间然者。」何安石之对，异于魏相之所奏言乎?夫听课改法，以正纪纲，御天下之略，正在于此。而安石乃以为劳弊精神、虚费日力。甚哉言之乖悖也!』旧纪书诏诸路被灾或有蝗者亟以闻，新纪因之。
乙丑，王安石曰：『陛下天资聪明，群臣上殿，陛下皆相其材，十得八九，此非特群臣所不可及，载籍以来，亦少及陛下。然陛下知人情伪或不及常人，多为人所蔽，故此陛下昨为臣言：林广拜官，追思先帝，对使人涕泣，陛下即称其忠。既不亲见广，但使人论奏耳，虚实固未可知。若谄附使人，即从容游说，必得简在圣心。』上曰：『此在所使人如何而已。』安石曰：『太祖敢于诛杀，然犹为史珪、丁承裕之徒所欺，而监及无辜。不知陛下于欺罔尚不忍，有所诘问，而望所使人不敢，臣窃以为难。』
校勘记
[1]为疑 原本『疑』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二○九补。
[2]唯唯 原本缺一『唯』字，据文意补。
[3]少善人 原本作『少善□人』，据《续长编拾补》卷四删。
[4]君子 原本作『□下』，据《续长编拾补》卷四改补。
[5]评等 原本『等』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三四补。